唐诗是中国文学的高峰，也是后世学习的典范。清康熙年间，《全唐诗》编成，网罗有唐一代诗歌文献。然而唐诗以其数量之多，不可能全部一览，于是选本迭出，代表之作，明代有高棅的《唐诗品汇》，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清代则有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等，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 ，因拣择唐诗名篇并加以笺注，遂流传甚广。承此，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唐诗名篇加以鉴赏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虽较古人印象式的鉴赏批评多有改进，然多着眼于本篇字词、题旨解说，发明有限，且陈陈相因，创意也无多。至黄天骥《唐诗三百年》出，则让人眼前一亮：是书从初唐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起，到晚唐秦韬玉《贫女》止，选唐诗三十五首名篇加以详解之余，将唐诗三百年的创作演变、诗风变化、诗人个性等展现在读者面前，兼顾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熔学术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展示了新的具体门径，诚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知人知世与知诗

　　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之说，此法后来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之中。黄天骥当然也不会忽视此法。早在《诗词曲十讲》中已经指出：“知人论世，是打开诗歌密码的钥匙。”他以为唯有深入了解时代背景、作家经历、创作背景，对于诗歌才能有更加准确的理解。而在《唐诗三百年》中，更是以“旧法”而辟“新境”，创见迭出。

　　首先重视考察时代背景与诗歌风格的关联。这从《唐诗三百年》的题目便可以见出作者对于时间的重视。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以时而论”，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而《唐诗三百年》中对于时代背景与时代风格、作家风格的关联同样十分重视，更是别具只眼。比如初唐时期，黄天骥以为诗人感情乐观，但是离乱初定，人们又往往怅然若失，有着一种孤独感。如评《杜少府之任蜀州》云：“王勃的这首诗，气旺而笔婉，豁达而神伤，恰好能体现出初唐诗风的特点。”而到盛唐，黄天骥以为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士人积极进取，这进而影响到诗歌整体风格，呈现“盛唐气象”。如评《出塞》云：“从王昌龄往往是取景弘大，胸襟开阔，用笔精奇沉雄的风格，说明了当时诗歌创作倾向和社会风气，相对地是积极向上的。”及至中唐，黄天骥分析《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时说：“进入中唐时代，在社会生活愈不稳定，政治环境愈趋严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颠沛流离……因此，大历才子们的诗作，大都写得流畅而低调，委婉而含蓄。”到晚唐，黄天骥以为由于时局的影响，诗歌多写兴亡之感。他以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为例，认为“在晚唐的诗坛上，以登高怀古为题材，抒发兴之感的诗作，也特别多”。这些评价往往由小见大，十分深刻。

　　其次，黄天骥特别注意作家经历与创作之关系。时代背景决定诗人整体格局，而具体到某个诗人则需要考察其生活经历。如黄天骥解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注意到岑参的从军经历，而从军经历则影响到诗风变化。他指出：“岑参在出塞以前，诗风婉雅平顺……但到了边疆，生活的变化，景色的奇异，拓展了他的胸襟，使他诗风大变。 ”而分析卢纶《塞下曲》亦注意到此点：“《塞下曲》这首歌颂胜利满怀激情的边塞诗，出自卢纶之手，也和他具有特殊的遭际有关。”

　　最后，黄天骥还注重考察作品的具体创作背景。一篇文学作品的产生都有其特殊背景，如果仅仅以大的时代背景去解读则往往显得空泛而难以落实。因此，他往往对于每一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加以考察，进而深入理解作品的情感。如分析李白《早发白帝城》考察了他遇赦的经历，认为不了解当时李白写这诗时的心境，“误认苏轼是在为岭南荔枝卖广告一样”。而解读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则考察了李贺的王孙身份及其不顺的仕宦经历。

　　文本求真与旨趣复原

　　传统的诗词评点，往往为印象式批评，容易流于主观。黄天骥《唐诗三百年》则对作家作品进行系统解读，力求还原作者创作旨趣，并揭示作品得以流传的深层原因。如骆宾王《在狱咏蝉》“南冠客思侵”一句之“侵”有“侵”“深”之异，黄天骥指出用“侵”字，更能表达诗人的情感，认为“这一字之差，诗句情感的深刻性，并不一样”。而对于《山行》“白云生处有人家”的“生” “深”之别，指出“这里用‘生’字，更具神韵……‘白云生处’，实际上已含有‘白云深处’的意味”，可谓别有见地。

　　黄天骥解读诗歌不仅注重还原作者创作旨趣，同时又注重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作品流传成为名篇的原因。《唐诗三百年》列入作者“古典文学创作论”系统，正可见出作者一以贯之地注重从创作论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书中对作者创作旨趣的还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评点唐诗每每注意诗题，还原诗之旨趣。分析张籍《节妇吟》注意到“寄东平李司空师道”的副标题，从而指出此诗可能是讽喻诗。解读《梦游天姥吟留别》从诗题着眼，认为写的梦中之景；又从此诗别名《别东鲁诸公》，指出李白仍在东鲁，李白作此诗“是为了抒发他怀才不遇的怨气”。而对于《早发白帝城》的解读则还原创作语境，进而揭示创作旨趣，认为历代评论家只着眼于李诗舟行之快的“属皮相之谈”，实际上此诗“还可以包含着‘意想不到’‘出乎意料’的含义”。

　　对于作品成为名篇，为何广为流传？黄天骥更是重点加以分析。如《登鹳雀楼》，认为王之涣“从写鹳雀楼前观景的感受中，贯注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而崔颢《黄鹤楼》之冠绝古今，则不仅在于写作技巧，亦在于思乡怀古的情绪。对于韦应物《滁州西涧》流传原因，是因为此诗“不着痕迹概括了历代不得意者的典型心态”。这些看法往往探究到诗歌流传之本质。

　　黄天骥还综合运用戏曲、影视等理论解读、阐释诗歌，可谓独门绝技。这些理论的借用，往往还原了文学作品的发生场景。这使得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入。如解读王维《观猎》用电影理论还原将军狩猎的场景，“如果以电影的手法表现，那么，前面几句，则是几个连接快速出现的蒙太奇镜头；最后‘千里暮云平’一句，则是在天空出现一条横线的‘空镜头’”。对王昌龄《出塞》的第四句，指出“和戏曲‘亮相’的造型十分相似”，如同“话剧的‘停顿’处理”。而对《石壕吏》的解读，则用戏剧手法写作剧本将石壕吏与老妇的对话加以还原，尤其精彩。这就使得我们对于诗歌的理解更加深入。

　　比较异同，以见真章

　　诗歌的艺术特色与优劣往往要在比较中才能凸显。而以比较之法解读文学作品，黄天骥在《诗词曲十讲》也已经提出。他认为：“可以通过比较，鉴别其思想水平艺术手法的不同，风格的不同，以及成就高低的不同。”而到《唐诗三百年》，此法则普遍使用。这使得唐诗的时代特色、诗人特色、作品水准得以凸显，见出真章。

　　比较之法，首先体现在诗人自身作品的比较上。这一方面可以辅助理解鉴赏作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见作家创作的演变。如黄天骥解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便将此诗与《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进行对比，进而指出“诗人的创作，有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和他的生活的经历、情感的变化和创作艺术技巧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解读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则列出其以桂花指代女性的其他诗歌，用以辅助理解作品。解读元稹《行宫》，则与《上阳白发人》《连昌宫词》的写作风格进行对比，指出元稹在写《行宫》之前有《上阳白发人》《连昌宫词》，而“和《连昌宫词》不同的是，《行宫》对所叙的事，点到即止。正因如此，元稹便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不仅突出了元稹前后创作的差异，也增进了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接受。

　　《唐诗三百年》中比较之法用得最多的，还是不同诗人之间相同题材诗歌的比较，使作品优劣互现，读者别有会心。如解读骆宾王《在狱咏蝉》，通过比较了虞世南、李商隐的蝉诗，认为虞世南和李商隐写蝉，都只是看到蝉的形象，而骆宾王则“通过蝉声写蝉，又通过写蝉，譬喻自己，这是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最为巧妙的地方”。解读王维《观猎》，则与张祜、王昌龄诗歌进行比较，认为张祜诗面面俱到，没有特色可言，王昌龄诗也“只是平铺直叙，格局不大”，而“王维就不同了，他只选择了几个狩猎的细节”。分析秦韬玉《贫女》一诗，则将其与薛逢、李山甫贫女诗进行比较，指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判断作者不同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黄天骥还把不同时代同题材诗作进行比较，进而凸显时代风格差异，使读者对唐代诗歌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如解读初唐王之涣《登鹳雀楼》，以为“应从整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认识它如何触动诗人的脉搏。在王之涣生活的年代，已进入盛唐时期……这不能不影响了诗人们的视野与心胸”。而对于中唐李益的《同崔邠登鹳雀楼》则指出“全诗气象萧瑟，低回不振，这恰好表现出饱经战乱后中唐诗风的特点”。对于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与王之涣《登鹳雀楼》进行对比，生动展示出唐诗从初唐到晚唐的风格变化。凡此种种，无论对唐诗的创作旨趣还原、名篇的生成过程探讨，还是时代与作家风格的把握等，皆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能让人掩卷低徊，吟咏沉思，大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