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舒晋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有个问题时常萦绕心头：为何鲁迅的文字如此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比如，品其杂文恍惚间有读《论语》之感，二者皆深邃隽永，其内蕴似乎永远挖不到尽头。形式上也都短小精悍，且皆是对时代难题的回答，区别在于提问者——一个借孔门弟子之口发问，另一个则直面社会与论敌的叩问。

　　答案其一自然是我的个人偏爱，毋庸讳言。其二或许是鲁迅文字中除文艺元素外的另一种“道”影。恰恰是这个“道”的维度，确证了他在文学家之外的思想家身份，和对人性、世事洞察的深度与丰富。窃以为“道”分两阶：一阶之“道”是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精神的气概、思维的方式、思想的方向；二阶之“道”则是一阶之“道”的具象化，即具体的思想系统。二阶之“道”常随世事变迁，而一阶之“道”则往往渗入文化基因的内核。日前读了《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的新书《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在这些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言谈之中，我再次感受到“道”的影子和精神频频闪现。

　　文学绝非无源之水式的自足存在，它只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支脉。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说，“从来没有独立的文学，文学是与现实生活矛盾、困惑联系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作家们基于其创作经验对此认识得更为真切，如“艺术源于生活”“生活太丰满太深邃”等。而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作家的体会，以及作家在对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的探讨中，体现了其对文艺自身的性质、范围、限度等问题的理解与思考。

　　文艺现象的核心要素是语言、文字、感性、形象、审美、人性等等，这当然只是生活实践中的某些侧面和分支。但同时它又与其他分支如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息息相关，受着作为整体的生活实践的影响。因而，文艺的境界与优劣不仅取决于其分支内部的诸要素，还取决于对其他分支乃至整体的认识与理解。正所谓“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如学者孙郁曾借其好友之言，论及鲁迅的“暗功夫”问题。恰恰是这些脱出文学之外的许多“暗功夫”，使鲁迅更全面、更丰富地认识了生活，成就了其文字的厚重与深刻。

　　这个问题上许多鲁奖作家亦感触颇深。关于文艺的界限方面，在描写现实生活方面，李鸣生认为“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东西认为“写现实则需要一种穿透的力量”，李存葆认为“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文艺作品需要感性的力量，但也要求作家本人在创作之先对世界建立理性的理解。史铁生提出了有些作家缺乏理性思考的问题，邓一光认为某些小说家“迷恋微观世界并且不断在其中掀起惊涛骇浪，却常常对宏观世界缺乏体系上的认知”。这里谈到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其实也就是分支与整体的关系。

　　现实生活是一个无比纷繁、杂多的庞大整体，作家如何才能有效把握呢？这往往需要有穿透现实生活的力量、哲学思考的深度、对宏观世界进行“体系的认知”——恰恰是“道”的角色与功能。“道”不止于认知，还包括对世界的改造，它是对整体的现实生活进行理性思索、理论把握、理想构型和实践改造的成果。正是基于这个道理，中国文化中才会有源远流长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

　　许多鲁奖作家都提到西方文学对其的影响，时常感慨其中的宏大深邃。西方文学的厚重之作，也很可能恰巧是因为有类似于“道”的哲思之滋养。只不过西方之道，往往体现为神道信仰、天国彼岸或理性思辨、逻辑模型，而中国之道的“高山仰止”之处恰在其“不离百姓日用”，深深地扎根于此世与实践。诗人雷平阳感慨：“中国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看见的大量诗歌，仿佛还是西方诗歌和美学的翻版。”对西方文艺流派的借鉴，自然能丰富我们的文学表达，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方面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西方文学的理念与技艺都与其历史进程、文化土壤有机匹配，但却与中国人的现代道路、心理结构颇不相同。比如，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个性观念与形象，为其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内在的“原子化个人”所决定的。有的作家曾深受其影响，但后来有所醒悟，如李洁非所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慢慢觉得执着于个人的东西蛮可笑的，它在现实世界面前分量很轻，根本不足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蓬勃展开，呼唤着文艺创作与其相匹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许多作家开始“回归本土”。如刘庆邦在谈创作方法的时候说：“也向西方小说家学习过，但变来变去，又变了回来，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传统。”陈思和也介绍了莫言的转变：“他说过自己原来学习马尔克斯、福克纳，获得某种近乎神谕的启示，到后来意识到要远离他们的影响，大踏步撤退到民间。”

　　文艺创作，归根结底要回归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这也是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这是文艺的来源，也是“道”的来源。我们应当接续鲁迅精神，在坚持一阶之“道”基础上重铸二阶之“道”，把对存在整体的把握和对具体存在的感性体验相融合，坚定地践履新时代文艺使命、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