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A镇的农业局巷子，二十年以上的老住户都知道。巷子东西走向，四百多米长，二十多米宽，东头连着文明路，西头连着扎萨克路。可能是因为巷子紧靠农业局办公楼的缘故，不知从何时起，一提起农业局巷子，人们都知道。

　　晚上，有人在巷头咳嗽一声，巷尾就听得一清二楚。背着路灯往巷里走，影子比人身长，越走越长，人还在半巷，影子已到巷尾。巷子里有卖农药化肥种子的门市部，有电脑打印铺，有手工地毯小作坊。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退休夫妇开的小面馆：不挂任何招牌，只经营早点，其他时间好像一直锁门。四张长条桌子，最多能坐八九个人，老头是厨师，老伴儿是服务员，一碟烂腌菜，白面面条，荞面饸饹，茶蛋，一壶醋，一瓶辣酱，再没什么花样，天天如此。

　　每天一大早，热气腾腾，人来人往，有旗长（县长），也有局长，有干部职工，也有钉靴的、修自行车的；有头天晚上喝了大酒搐眉皱眼的男人，也有毛纺厂刚下夜班满脸疲倦的女工。大部分是小巷附近的住户，彼此基本都能叫出名字，即使不认识，也感觉很“面熟”。进了面馆，互相打个招呼，一边坐下等面，一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至于说过什么，不等出门都忘得一干二净。简简单单的一碗面，个个吃得满头大汗、油嘴腻脸，点起“饭后一支烟”，再谝几句糖甜醋酸的废话，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干活儿的干活儿，各奔东西，热闹哄哄的面馆又冷清了。

　　面馆旁边有个理发店，开店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长得眉清目秀，经常笑盈盈的。店面不大，墙上贴几张当红明星的画片，两把椅子，一面大镜子，收拾得很干净。来理发的大多是小伙子，发理完了，还是磨磨蹭蹭不想走，凑在小姑娘面前东拉一句西扯一句，说个没完，直到又来了顾客，才悻悻地离开。

　　巷子西头的空地有两棵老杨树。炎热的夏天，树冠投下的阴凉就成了闲人的聚集处。带娃的，遛狗的，老头老太，或拿旧报纸，或拿马扎，不约而同集中在这里闲聊，一坐就是大半天。有个一瘸一拐、拖着一尺来长鼻涕口水分不清的脑梗病人，原来是某银行的小头目，我和他喝过一次酒，感觉有点高傲。此时已是凤凰落架，风光不再，知趣地坐得稍远一些，两眼茫然，呆呆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巷子东头有一根粗壮高大的水泥电杆，横七竖八架着好多电线，分不清是供电的还是邮电的，电线上忽而落着一溜麻雀，忽而几只喜鹊在上面点头翘尾，叽叽喳喳。电杆上总有清理不完的小广告，租房、售房的居多，也有配钥匙、卖耗子药和办证的。

　　有天午后，我一连接到好几个熟人的电话，问的是同一事情：“老张中午出车祸了？”而且有鼻子有眼，中午喝醉骑摩托车回家，扑在农业局巷子那根电杆上了，打听人在哪里，有看望甚至是送花圈的意思。

　　大家问到的老张，文采好，人热情，交往广，算得上小镇里的名人，是我多年的朋友。知情人都知道我俩关系好，住得不远，常在一起。接到第一个电话，以为朋友开玩笑，第二、三个的时候，觉得老张真出事了，立即打电话，但没人接，联系他的亲哥，才知道的确出车祸了，但没有人们说得那么严重，虽然住进医院但无大碍。第三天出院回家，我去看他，说起这几天的传谣，两人大笑，觉得这农业局巷子地方不大，影响不小。一件小事，一下子传得满城皆知。我说：老哥，主要是你的名气大、人缘好，现在别人传谣你去世了，是阎王爷给你长寿了，你将来肯定是农业局巷子里的百岁老人。

　　我于1996年初举家搬回A镇，在农业局巷子旁的一个家属区一住就是八年。二十多年过去了，原来的地方盖成了高楼大厦。农业局巷子依然，但拓宽成双向四车道的大马路了，两旁是数不清的商铺，成了繁华热闹的商业区。我每次路过这里，曾经的平房，小巷，熟悉的面孔和许多故事总要涌上心头，往事如烟。

　　农业局巷子紧挨着我住的那片家属区，是每天进进出出的必经之路。房子一排挨一排，前后排隔着一条仅能进出小平板车的通道。家家都是清一色的起脊砖房，一户一个独门小院。门挨门、窗挨窗，火炉对火炉，院子之间隔着一道一米高的砖墙。哪家来客或两口子吵架互相都听得清清楚楚。前后排、左邻右舍很亲近，见面不讲究客套，都一笑两呲牙，有生人找一家，家家都说得清楚：去哪排，敲第几个门，有什么明显标志。

　　这个家属区住的都是普通职工或随子女进城的农民，最大的官好像有两个科级干部，日子过得很平静。人人在外不管教别人，回家也不受人管教。邻里和睦相处，夫妻也很平等，男人回来早男人做饭，女人回来早女人做饭。天气热了，男的半腿裤，女的穿裙子。老人无顾忌，总见光着膀子，将院子里的旧椅子、烂铁桶等搬来搬去。每到星期天，家家户户洗衣服，花花绿绿的衣服全挑晒在窗前的木棍、铁丝上，层层叠叠，如办展销。翻动处，露出大姑娘小媳妇俊俏的脸，有时还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哼几声信天游或漫瀚调。

　　人有胖廋，家有穷富，但家家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我刚住进时，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孩子有十几个。去年，在一个饭桌上遇到当年的两个邻居，说起来，除了个别几家失去联系，没有消息，其他那几茬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大多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也有在包头、呼和浩特的大企业上班，有的还当了科级干部，有的挣上了年薪，彼此为这些孩子的出息而高兴，都说我们那片地方好风水、出人才，最后归根结底也是那时候家家户户重视孩子培养教育的结果。

　　东头住的是一家东北蒙古族人，风俗习惯和其他人家略有不同。一进门，一股浓浓的酥油酪丹味。男人叫老包，说本地方言有点“卷”，但满口普通话的味道。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两人相差一岁。听邻居们说，两个孩子从七八岁开始，每年的寒暑假，老包就让兄妹俩坐班车、乘火车单独去千里之外的东北老家看望爷爷奶奶。这对本地人来说，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老包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小的孩子咋能放心呢？

　　最西头住的是老王家。我搬来的时候，其他人家的房子都翻修改造过，唯有老王家还是原来的样子，显得有点破旧。听说老王是“落实政策安排”的正式工，在某事业单位下夜，老婆没工作。从一家人的吃穿打扮看，感觉是由农村搬到城里不久的，日子过得不富裕，这个年代了，还坚持每天一顿玉米面窝头烩酸菜。一个女儿，正在上小学，特别勤奋，放学后老捧着一本书低头学习。我离开这里的前三年，老王先把南房及东院墙拆了，准备利用旁边的一块空地翻修扩建房子。夫妻二人每天天刚亮直到晚上昏黄，一人一把瓦刀，叮叮当当地修整拆下来的旧砖，然后齐齐整整地码放起来。自己的整修完，又到处收拾别人丢弃的废砖头，忙忙碌碌地为盖新房一点一点地备料。老王的新房建起后，我每次看见，都要想起他们修整旧砖的情景，生出很多感慨：老王一家没什么大本事，但精打细算，非常不容易，也很了不起。

　　八年的时光不长也不短，农业局巷子的记忆好多好多。作为一个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落脚在这里，我始终没有感受到城里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依然还是农村老家乡里乡亲的人情味。我写了首歌词《老邻居》，后来，中国音协主办的《词刊》杂志发表了，引来好多作曲家给谱了曲。其中青年才俊周凯强谱曲录音制作后，还登上了一个地方电视台春晚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