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有关走西口的文章，这无法不让我想到我的爱人。他7岁从后山回来，后山是个大概念，貌似所有走口外的人都是去了后山。而走西口也是个大概念，多年来，人们寻找走西口的路径，有人说是山西河曲的“西口古渡”，有人说是山西偏关的“关河口”，也有人说是“老牛湾”，其实从边墙（长城）和黄河跨过去，就是口外（内蒙古）。就偏关而言，无论是经老营、水泉从旱路跨过边墙，还是从关河口、老牛湾等水路越过黄河，都是在“走西口”。

　　我爱人的老家是山西偏关水泉乡甄家沟村，据说在土改前，他们家属于大户人家。那年，我那15岁的婆婆从坡上割草回到家，看到有迎亲的花轿落在门前，就忙着去看热闹。不想那花轿原来是迎娶她自己的！从此，她就成了比她大9岁的我公公的女人。

　　我公公是个苦命人，很小的时候没了父亲，靠家族中的叔父抚养长大，所以娶亲很迟。那时候，他们家还有些家产，在窑头乡的阳坡村有二三十亩土地，还有一座油坊。我公公成家后，他叔父便将这些产业分给了我公婆。但我公公太老实，我婆婆年纪又小，虽然分下了土地和油坊，却经营不善，再加上战乱，所以没几年就败落了，到土改时被划为个贫农，也算是“因祸得福”。

　　一般来说，大凡在口里有生计的人，是不走口外的，婆婆公公便是没有生计的那种。1958年，婆婆和公公因生计所迫，上了后山，落户到了内蒙古察右中旗一个叫刘甸坝子的村子里。

　　他们之所以走西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的大姑子白桂莲，曾经在偏关县剧团唱戏唱出了名。她是唱青衣的，艺名“二白”。在偏关，喜欢看戏的老前辈们都清楚，偏关县晋剧团曾经出过三个姓白的知名艺人，“大白”白世连，后来在平鲁一带唱戏，拉起了一班人马；“二白”就是我大姑子白桂莲；“三白”则是白海珠，到“文革”时也一直呆在偏关县宣传队，后来又成立了新的晋剧团，他们一家子都在那个团里，直到剧团解散。

　　我大姑子白桂莲不识字，唱戏却唱得好，不到17岁就走红江湖。但这并未让我婆婆感到荣耀，反而感觉很丢人。于是，她借口要给我大姑子找对象，到县剧团闹腾着要我大姑子回村里去。据说她住在剧团，人家剧团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

　　那一年，她过年回家，因为我大姑子的事闹得心神不安，把放在炕头的大麻炮一古脑儿扫到了灶火里，把锅台炸了个稀巴烂。最后领导见她铁了心不让我大姑子唱戏，我大姑子也没了主意，就跟着她回了村。

　　我大姑子年轻时长得特别漂亮。当时村子里有个下乡干部，人很年轻，有文化，据说是定襄人，看上了我大姑子。我大姑子也想和他谈对象。结果这事儿让我婆婆知道了，她听村里人说，定襄、忻县人每天吃的是“红面”（高粱面），因而说死说活不让我大姑子跟那个定襄人。

　　见我婆婆这么“封建”，那个定襄籍的下乡干部就发誓要利用给村民“扫盲”的机会，给我婆婆“换换脑子”，清除她脑子里的“封建余孽”。这样，我婆婆每天识字都要识到12点。虽然她干活做家务是好手，可是那些“马马道道”的字，在她来说如同看“天书”，就是开不了识字的那个“窍”。但是那个下乡干部文化小青年却给她“换脑”心切，想给她灌输新思想，希望她能支持他和我大姑子的自由恋爱。可谁知，这样一来，反倒强化我婆婆的逆反心理。认为那个下乡干部是欺负她，更坚定了她走口外去后山的决心。

　　离他们到口外后落户的刘甸坝子不远，还有个村子偏关坝子，在这里落户的多是偏关水泉、陈家营一带的村民。来的年代有的长，有的短，说起来都知道根脉。于是，我大姑子的婚事就让我婆婆包办给了我现在的大姐夫——一个老实厚道的庄户人。

　　也是上帝的安排。我婆婆一生只生了两个女儿，因此她特别希望有个儿子。那一天，也就是1961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我婆婆突然想去走亲戚──去她表姐家。就在去她表姐家的途中，捡到一个刚出生不到一天的孩子。那天是个阴天，正下着绵绵细雨。据说，那孩子被扔在一个荒坡上，已经淋了大半天的雨。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我爱人！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婚后的日子里，平时我凡事总是让着他，为着他的身世而生出无尽的怜惜之情。有时候我也想，究竟看上他什么了呢？或者就是因为他的出生背景而心怀恻隐之心吧！

　　7年后，婆婆一家又回到了偏关。而那个后来成为我爱人的、从荒坡上捡来的孩子也还争气，长大后竟然考上了大学！村里人说：“噢，一个黑夹袄，抱回个宝贝来！”

　　再后来，我爱人被偏关县人民推选为人民政府副县长。好多知情人又说：“哦，一个黑夹袄，抱回个县长来！”

　　听到这些话，我婆婆的脸上就笑开了花。

　　我想，说到走西口，“收获”最大的就是我的婆婆、公公。他们得到了他们今生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的宝贝儿子──我的爱人，一个小名“石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