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席星荃的散文创作是“沉稳的”。这种沉稳主要是指他的创作在题材、数量、质量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品质，一种综合的印象。论数量，他的创作不多不少，既不铺天盖地，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持续地、均衡地保持一个稳定的量；论题材，他几乎没有远离他的襄阳盆地，即襄阳古城以及汉水边的山地、丘陵。汉江大致从北西往南东方向穿过襄阳，盆地西边是荆山山脉、东部是桐柏山余脉。从汉江冲积平原向西，地势可以逐渐上升到接近两千米。河谷平原、低山岗地、高山峻岭，丰富多彩的地貌，南北交汇的风土，楚国在此积淀的深厚文化，有谁舍得抛弃这样一块无比复杂而魅力无穷的土地，尤其是对于一个散文作家。
席星荃沉浸在这块土地上，不急不忙地耕耘了很多年，《祖先的村庄》就是近年来的一个收获。论质量，总体上看席星荃是一位传统的散文创作者，但他属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真正做到了追求创新的自觉写作者。他过去的长篇小说《风马牛》，曾经把地方志、新闻报道、小说等多种叙事手段穿插、融会于作者的讲述过程。这种大胆的探索并非过往的创作中从未出现，而是席星荃所使用的方式和程度。许多文学作品也会引用地方志，但更多的是作者转述，席星荃会直接照录；很多文学作品也引用新闻，但更多的是作为赋比兴的“兴”，作为起承转合的“起”，而席星荃会引用原文，在《祖先的村庄》里他依然这样使用过新闻。这些做法无疑强化了席星荃所写的乡村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以及冲击力的强度。类似小说叙事的讲述往往拓展了文本中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活动空间。这些探索说明席星荃的沉稳并非四平八稳，而是踏实地继承，扎实地突破，从而让自己的创作不至于落入无根的创新、虚浮的鼓捣境地。
《祖先的村庄》就是这样一部沉稳之作。说传统，《祖先的村庄》写了大量以“槐树畈”为代表的荆山以东和汉水河谷的乡村历史记忆，有些题材、符号、元素在作家过去的作品中实际上经常出现，如《在当下的槐树畈游走》《远眺中的村北田野》《古道、寺庙：遗址与当年风俗》《人、神、鬼共居的村庄》；说探索或创新，作品在“少年离开了故乡”与“少年回到了故乡”两部分中，表现出与其它章节不同的旨趣，即在14篇作品中，通过个人的成长历程，把自己、把不同人的命运统一到“离”与“回”的主题下，不管“离”与“回”，“我”以及“我”接触的这些人都与过去、与乡村社会有着紧密关联。最后一章“姑娘们”却聚焦于“女性”，每一个女性都与“我”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或接触。作家过去的作品中当然都写过女性，在《祖先的村庄》中，《远眺中的村北田野》写了“同辈人里过世最早”的“二妮子”，但用5篇作品正面、重点写女性，对席星荃来说，我相信是第一次，体现出作家对如何书写乡村和乡亲命运的不断思考，女性群体在乡村的历史和现代进程中，其独特价值确凿无疑，不容忽视。作家需要的无非是把这一认识变成自觉的文本构造。
《祖先的村庄》的槐树畈、双庙畈、庄家洞、肖厨子冈、白家店子、北大堰，等等，是有席星荃家族、血脉的村庄，父亲、母亲、二奶奶、堂叔、堂爷爷、大舅、韩舅母、黄嬷嬷、族兄、表哥、麻大叔，等等，是这些人的进进出出、穿梭往来、生老病死，讲述了完整的槐树畈等村庄。黄嬷嬷和韩舅母的“矮傩子” 、陈瞎子的孝歌、麻大爷的皮狐子精、二妮子的虫子、席老二的车祸和葬礼，以及槐树畈的坟场、葫芦湖的道观、道观的祈雨和打醮、张百川的庙、乡村的打硪和罩鱼、黄嬷嬷的吊死鬼故事，等等，没有这些，就没有槐树畈这些乡村，也就没有席星荃笔下襄阳通“陈蔡齐宋”古道的世界。
《祖先的村庄》所写的村庄不仅与作家的血脉相连，而且也与作家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息息相关。《大门前，槐树下》是作家比较短的一个篇什，却体现了作家表现村庄的独特角度。作品写自己的童年，童年见到漂亮曹嬷嬷的羞耻，转而写几十年后拜访九十一岁的曹嬷嬷，她对自己衰老和丑陋感到羞耻。简单的情节、细节，简单的过程、讲述，作家不仅仅是想告诉我们，这个叫曹嬷嬷的老人对人生和生命的通达，作家更想说的是人的面目全非与村庄的面目全非，或者说，人的变与不变，村庄的变与不变。天空不老，大地不老，但天空下的人，大地上的村庄无刻不在变化。在《古道、寺庙：遗址与当年风俗》中，作家用了很多文字描写当年古道上道观的各种活动，从除夕到元宵节，络绎不绝的香客，一场接一场的皮影戏、喧闹的杂耍和锣鼓声、小商贩的叫卖，道观在这里起到了类似祠堂、稻场、礼堂等场所的聚会作用。千年古道上道观的盛况、张百川庙的塑像、曹王庙的建筑，它们都承载着乡村的历史、文化。没有这些，槐树畈就不再是槐树畈，八条岗也就只是泥土的岗，不是乡亲的归宿。席星荃从不直接表达这些关于乡村生活价值的理念，他总是漫不经心地说一句、两句，给人的印象似乎完全无意，或根本就不打算说这些。这样说来，《祖先的村庄》不仅是沉稳之作，也是一部讲究叙事技术的新作。
从篇幅上看，《祖先的村庄》更算得上作家个人的“坦白之作”。这部散文集有三部分写个人历史，“门楼上的幻想”侧重童年启蒙生活，“少年离开了故乡”“少年回到了故乡”侧重青春史；而“姑娘们”则是作者的婚恋史。“门楼上的幻想”选取了乡村孩子成长中的几个典型细节，对联的内容、乡村四季物候的内涵对孩子的启蒙；兜兜上绣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对孩子家国情怀的启迪；门匾上“耕读传家”祖训与乡绅精神传统的光大；乡村孩子自由、快乐的读书生活；不同性质的文字对孩子幼小心灵的刺激；老师对作文的点评与播种美的种子；门楼上的官帽幻象与学生的成长进步……这些无疑是对往昔乡村的赞美，过去、远去的村庄越美好，预示着今日的归乡更需努力。
“少年离开了故乡”中的成长历程主要是读书、求知的历程，从县城到省城，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学校到乡村、社会，从自己的老师到接触的村民，作者描写日常生活，也随时回到找书、借书的叙述轨道上。在单身汉家里找到《前汉书》，在舅舅家找到四角号码字典，从林场同学借唐诗、俄罗斯小说，这些对乡村青年强烈求知欲的描写，其实夹杂了大量关于乡村青年焦虑、自卑、自尊、发奋等复杂心理的再现。“姑娘们”中所写的四段不成功的相亲，本意不在写自己的恋爱，而在写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女性后来的命运，好强的“季三儿”生了两个女儿，超生了一个儿子，自己却疯了。“春枝”生了三个女儿，一直没事做，住在筒子楼。“弹花匠的妹妹”被“我”冷落，“我”一直没有道歉的机会。电影场悄悄把手放在“我”手心的女人，“我”却一直不知道是谁。在这些相亲或与异性的接触中，作者感叹女性命运，回忆乡村世态、家庭环境对青年不断带来挫折，不断表达自我批评、拷问反思，甚至忏悔，因为在这些失败的交往中，“我”有过胆怯、自卑、犹豫等至今仍然惭愧不已的性格表现。如此真诚的自我剖析、向历史交代，不算坦白又算什么呢。
越是现代的社会，对乡村的思考和书写越多。这大约是乡愁的内在特征。这一现象早已超出了创作或文学现象的范围，精准扶贫、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各种关于乡村的举措不断实施，全社会都在努力，把留住乡愁变为写在大地上的创作。在这个宏大的创作中，作家的使命是把乡村的历史、生长、发展，乡村的血脉、经络描述展示给世界，从而为重现乡村的光荣增添人文的力量。《祖先的村庄》正是践行这一使命的努力之作，它在乡村史、个人的启蒙成长中，展示了乡村的繁华、神秘、衰败、裂变与个人的懵懂、挫折、奋斗、成熟，交织出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植根在大地之上、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