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学衡〉典存》
张宝明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出版
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越来越重视媒介史的重撰和书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媒介”转向。近日，学者张宝明主编的《斯文在兹—— 〈学衡〉典存》一书正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媒介”转向的重要作品。众所周知，《新青年》和《学衡》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进程中比较有影响的两大刊物，被誉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两大精神堡垒，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对《新青年》期刊进行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之后，张宝明“博极载籍，穷搜典坟”，又对《学衡》杂志进行深入全面地整理汇编、勘误核校，形成了具有典存性的期刊文库。《斯文在兹—— 〈学衡〉典存》一书的出版，无论是对20世纪中国期刊史的研究，还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都有着言说不尽的文化意义。
“回到历史现场”的思想言说
思想史的发展总是具有鲜明的场景性。场景既是历史的幕布，更是思想的渊薮。作为与《新青年》对垒的文化阵地，《学衡》杂志——诞生就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倡导“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文化理念。正如张宝明所言：“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儒家文化的紧要时刻，按捺不住自己的关怀，大力呼喊出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两大刊物的对峙何其严峻，两大学派的思想交锋何其激烈，这已经由期刊史所书写和证明，无需赘言。然而，《学衡》与《新青年》对峙和争论背后的真实文化场域是什么，真实的文化动机为何，却有赖思想史研究者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进行仔细钩沉和辨明审证。《斯文在兹——〈学衡〉典存》一书的编辑出版，正是秉持历史考证的精神，回归历史现场，“在研究中，得创建事实”，从而形成对思想史的资料和时间建构。也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才能骤然发现，“在‘学衡’派的精神深处，埋藏着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以及对于民族文化财富的‘温情与敬意’，在温情中呵护，在敬意中执着。”
“拉长历史”的价值重估
历史总是以“世事重重叠叠山”的形式充满令人疑惑的迷思。历史认识论，往往具有鲜明的历史学家主体观念色彩，同样受制于历史时间维度的影响。历史事件的价值，往往需要拉长历史的视野，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需要不断的“历史再认识”的补充和完善。
从“五四”时代的共时态场景来看，“学衡”派强调守护传统、光大国学，显得有点保守和持中，文化主张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以大历史的尺度来看，“学衡”派主张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自信，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清醒和坚定，他们没有丧失“中国人的自信心”。由此可见，“学衡”派思想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需要拉长历史视野的“历史再认识”，需要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观念的再检视。不难发现，与《新青年》倡导的“西学东渐”不同，“学衡”派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卓尔不群的“中学为体、融合新知”的文明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衡”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历史文化自觉的意义，更是当代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更好地惠及人类文明的世界意义。
“媒介重构”的精神传承
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系数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人类思想演进的轨迹。在我看来，思想史研究向媒介研究的转向，既是媒介化社会到来所形成的媒介参与文明构型的现实要求，也是思想史发展变迁动因探寻的历史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 《学衡》杂志的重新编辑和整理，有着另外一番不言自明的思想价值。在对《学衡》杂志整理的过程中，张宝明一方面重视对原文的考证、审核和编校，另一方面强化编辑主体意识，对原期刊的文本重构，形成分编分门别类的文章集群。即：第一编“人文与传统”、第二编“文学与文论”、第三编“政治与政论”、第四编“教育与立人”、第五编“治学与方法”。这种编辑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媒介重构”，是对期刊文本库的重新解构和编码，形成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媒介域”。在这一新的媒介结构中，一方面读者看到原期刊文本的“历史场景”，容易激发对历史场域中争论和激辩的主体介入兴趣，形成与原文本对话的场域空间。另一方面，精心分编分类的文本集成是一种编辑主体观念的重新构型，渗透着编者对人文精神的时代脚注和理解，赋予期刊文本库以新的时代视野和观念，勾画的是思想史研究的当下场景和问题视域，从而完成一种期刊研究从历史场景向当下场景的“媒介域”转换。比如，作者分类编辑的“人文与传统”一编，集成的是“学衡”派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深入讨论和反思，既指向当时的话题场域，更针对当下文化发展的问题症候，引发的是人们跨越历史的现实对话和重思。由此可见，期刊文本编辑集成中的“媒介重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也是当前思想史研究中媒介转向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