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我正在进行眼部手术的术前准备，突然接到诗人杨牧从成都打来的电话。他急切地问我：“傅天琳真的出事了？”我说，“不可能吧，14日我们还通了信息的，她的病情正在好转啊。”紧接着，诗人吉狄马加从北京发来的短信又到了：“吕进先生，惊悉天琳过世，深感悲伤。人生无常，好友零落，痛哉惜哉。”天啦，看来，傅天琳的确与我们永别了。
我和天琳相识于1978年。那一年4月，重庆市文联在南温泉召开重庆市文学创作会，这是打倒“四人帮”后重庆作家的首次大重逢，会议连续开了几天，气氛欢乐而热烈，有一种过节的感觉。在分组会上，一个陌生的短发姑娘来找我，她手里拿着一个“红梅”本子，上面写了许多诗。她说：“吕进老师，请您帮我看看。”姑娘有些羞涩，自我介绍：“我叫傅天琳，缙云山园艺场的工人。”我当时是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助教，我和天琳长达40多年的终生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个时候，她连一首诗都还没有发表过呢。
第二年的1月，《诗刊》组织了“诗人大海采风团”，参加者全是著名诗人，艾青任团长，《诗刊》破格邀请了名不见经传的工人傅天琳参加。这次采风，对天琳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她的眼界大开，诗思泉涌。我在1981年第四期的上海《文汇月刊》上写过一篇《果园交响诗——青年诗人傅天琳剪影》，写她“从果园到大海”的经历，《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从此，诗坛就给天琳戴上了“果园诗人”的桂冠。
她从采风团回北碚，到西师来看我，这是她第一次到我家，也是我们两家友谊的开始。我太太忙邀她吃了饭再走，那个时候物质供应紧张，人也比较贫穷，吃饭还是一个大问题。傅天琳说：“好呀，留下吃饭。哎，我在上海朋友家里，一口气就吃了八个包子。”我太太一听，天啦，来人饭量如此吓人，赶紧在已经淘好的米里又去加米，这成了我们后来常说的笑料。
几十年了，她对我的称呼总是“吕进老师”，不会少那个“进”字；称我的太太则是“小李老师”，不会少那个“小”字，其实“小李老师”比她还大半岁。而我则叫她的先生罗怀净“小罗”，跟着儿子半调侃地叫她“傅嬢嬢”，一直到她去世。“嬢嬢”是四川话，就是“阿姨”。
果园，这是傅天琳的第一个独特印记。她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果园工人的气息，很清新，很纯净，负离子很多。她的诗有技巧，但是她的为人却没有技巧，有的是工人的朴实、本分、善良、直率。诗人流沙河对我说，“傅天琳是个老实人”，这是很准确的评价。她也常常自嘲自己说的一些哈（傻）话，做的一些哈（傻）事。她喜欢谁，不喜欢谁，尊敬谁，不尊敬谁，一切都会对本人说出来，从不掩饰。她刚从果园调到重庆出版社的时候，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我偶然发现她那时给我的一封来信：“我由于协助本泉老师看一点诗稿，我的直觉不能化为编辑的文字啊！于是，我认认真真地、逐字逐句地读起了您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 。有一晚，我读到晚上两点钟。请原谅，虽然我已经透露出这之前我没有细读这本书的真实。”
1987年，我的太太在新桥医院动了八个小时的大手术，生死未卜，我24小时都守护在病床前。那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刚刚在争议中建所，我又刚刚从讲师被破格提拔为教授，真是压力山大啊。医院管理很严，不许探视，傅天琳却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说服了门卫，溜进病房看望“小李老师”来了。我家没有其他亲人在北碚，读初中的儿子就没人管了，他一人在家，自己上学，自己吃饭，自己照料自己的起居。天琳得知后，从重庆出版社挤公交车到北碚，去我家看我儿子。在家里，她看着我的儿子，询问他的生活情况，谈着谈着，实在忍不住了，大哭起来，抱着我儿子说：“我的儿子，你受苦了。”
新时期，是傅天琳的又一个独特的印记，她是新时期的“新来者”。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新时期，那是中国新诗多么美好的年代！我曾经在《文艺研究》写过一篇文章《论新时期的“新来者”》。我说，新时期有两类年轻诗人，一类是朦胧诗人，一类是不写朦胧诗的在新时期出现的年轻诗人，后者可以叫“新来者”。她立即写文章呼应，题目是：《我是新来者》。新时期诗坛非常活跃，众声喧哗，但是，不管诗坛上吹什么风，时兴什么流派，天琳都漫不经心，更不会卷进去。她守住自己的诗的尺度，去选择、去吸纳各种流派一切有用的营养，丰富自己。她不属于任何流派，她又属于任何流派，她单纯而又丰富。傅天琳拥有敏锐地感知诗美的天赋，她的艺术生命特别长，从十几岁到她去世前的4个月写给她自己的墓志铭，整整有60年。读天琳娓娓道来的诗，你会感受到诗里有她全程参与的生命，她的心跳、她的体温、她的微笑和她的泪水，你会被她的诗句所触摸、所感动、所提升。一个诗人能够如此完美地进入到生命这么深这么柔软的地方，说实话，在当代诗坛是很难有人能望其项背的。
我和傅天琳算是至交。即使很久不通信，长期不见面，对于诗坛的人和事，我们都会知道对方的看法，心灵感应绝对是准确的。40多年里，我们有许许多多有趣的经历，罗夏买苹果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1988年我在北京的北纬饭店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奖（诗歌奖）评委会评奖，现在已是外交官的傅天琳的女儿罗夏那时在外交学院念书，我就叫她到饭店去玩。评委们全部住在饭店的二楼，每个人的房间大门都写有姓名。罗夏是傅天琳的女儿嘛，对诗人并不陌生。我住在走廊的最里面，于是带着小客人一路在走廊上走过去。罗夏看着那些名字，看到“艾青”，吐了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又看到“臧克家”，又吐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再看到“冯至”，又吐了一下舌头，哎呀了一声；就这样，她一路“哎呀”到我的房间。送她走的时候，我问，夏夏，哪里有水果卖呢？那个岁月，水果可不是容易买到的。罗夏说：“这一带我比较熟，我带您去。”于是，走出宾馆，她带着我，疾步地走街串巷，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买到了苹果，装了一塑料袋。我又送罗夏去搭公交车回外交学院。挤上车后，罗夏转身向我挥手。我把塑料袋从车窗递上去说：“拿好啊！”罗夏的笑容一下子尴尬起来：“怎么？找半天，是给我买的吗？”
2019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座谈会，重庆应邀出席会议的人最多，有5人。会议期间，重庆出席会议的娜夜、傅天琳、李元胜、蒋登科和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和天琳的最后合影。有位诗人向天琳埋怨说，分组会议太枯燥，每个人都念自己的发言稿。天琳笑起来：“我们这组才不是这样呢，吕进老师好会主持会议啊，不断插话，会议热闹得很，好安逸呀，你赶快转组过来吧！”
2021年6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悦来新诗力艺术节”和“第七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我给天琳发信：“你来一下吧。”天琳立即回信说：“吕进老师，我病得很重，悦来可能去不了。”我这才知道她病得很重了，于是准备去看望。她来信说：“别来，要核酸检查，不准进来的。”6月23日，天琳发来微信，我读了以后，心情沉重，我把信转给了北碚区委宣传部江绪容部长。天琳写道：吕进老师，我的病很重很重。我正在和病抗争。如果我赢了，我就是老英雄。如果出现万一，我希望长眠在果园，并请在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诗句：
果园，
为我打开芬芳的城门吧
让花朵们因我的诗加紧恋爱
让落叶得到安慰
北碚区委区政府一直在筹建傅天琳诗屋，作为“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北碚区建立的这个中心由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作指导单位，吉狄马加题写匾牌，已经选址在北温泉公园里的兰草园，即将挂牌。10月14日，我给从加拿大赶回国，守护妈妈的罗夏发去视频，告诉“傅嬢嬢”，诗屋的进展非常顺利。罗夏来信说：“吕进叔叔，非常非常感谢。我把视频放给妈妈看了，她说你们安排得很好，可惜她现在完全出不了力，今年一年都在生病、住院，没有顺利过。真心感谢你们做的这所有。今天是重阳节，也祝愿您和小李老师健康平安。”这时离天琳去世仅仅只有9天了，兰草园离果园很近，就让流溢着嫣红、黛绿、鹅黄、青紫的果园，飘散着淡苦、浓甜、幽香、芳馨的果园陪伴着诗人傅天琳的诗吧，永远永远。
在这些日子里，我想起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引用的陶渊明的《挽歌》的诗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人或许还没有走出悲痛，友人也已经唱过了挽歌。生死都是寻常事，就让身体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永恒的大自然吧。昨天，我到天琳家去看望“小罗”，“小罗”说，天琳是在他的怀抱里，有儿子陪伴在旁，安静地闭上眼睛的。可以看到，在平静中，生命体征在屏幕上一点点消失。这给人以安慰。
“傅嬢嬢”，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