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的散文集《南太行纪事》，是离乡的人对父老乡亲进行的形而下的观察。中国乡村有沿袭已久的社会文化形态，有相对稳定的礼治秩序，即使没有文字载入史册，也不会轻易消亡。杨献平会从传统农耕文化中淘炼出什么真知灼见呢？当我合上书页，内心是有些震撼的，这不但是一本凡人之书，还是一本充斥着老庄哲学和美学意味的书。从叛逆到谦卑，从抗拒到和解，作者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在书写故乡呢？

　　其中有无从安放的尴尬乡愁。书中提到，每一次回乡就是新的温故和判断，是作者确认身份的过程，也是寻求心灵归宿、不断强化并予以审视的过程。通过对人性善恶、人心幽邃、血缘利益、文化嬗变、信仰更迭等的琐碎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留给他更多的是隐痛与尴尬的乡愁和足以堪破世态的炎凉。但“正是人以及所谓的人生诸事，其实不过是生死之间那些琐碎、虚妄，片刻的欢愉，无由的磨难与‘向死而生’”，于是，书写南太行故乡的过程，也成为作者解决哲学三问的过程。

　　他说：“故乡南太行的乡村与中国、与世界和人类同在。”书中那些民间秘史、风花雪月与乡村笔记，每一处叙述，无不管中窥豹，无不在极微处观照着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宽宏。我们也能从这些细碎的记叙里，梳理出农耕文明是怎样奠定人性中善良的基调，作者如何从故乡汲取善良的种子，长出了谦卑的根系。一旦谦卑，就看得见生命之羸弱。例如：“灰灰菜告终，或者长大了，茎干粗了，叶子也老得人嚼不动了，也就免除了被人采挖和嚼食似的命运。”字里行间随处流露着对众生的同情和悲悯。作者切实而虔诚地做着给乡民立传、帮历史拾遗、为正统补缺的事情。当这本书写完，也完成了对父亲的忏悔，尴尬的乡愁和灵魂的胞衣一起，有了确切的安放之所，个人得以放下过往并珍惜当下。

　　杨献平的文字功底无疑是深厚的，描述手法更不可思议。他谈道，学者雷德菲尔德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说法，明确了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乡村史记为代表的俗民文化小传统的定义，而他将本书定位于小传统写作。马鬃山摩崖石刻的故事，荒诞得像《聊斋》，作者的讲述跟《东坡志林》的奇人异事异曲同工。那些狐仙、蛇精、水井、泉眼、老随妮、张月娥、杨凤仙、兄弟、老舅、蹲着走路的人、张成琦等角色，在作者笔下统统生动而倔强。南太行的风花雪月，更是作者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肆意播洒，千般美好、万般慈悲，虽然也有些许苦难穿插，但底色是明亮的月光和星辉。

　　他写人物，具体且直观，“一个梳着大背头、脸膛黝黑，穿着一身浆洗的黑粗布衣服，一只手用拐棍磕磕打打走路和上台阶，一只手臂的腋窝下夹着一摞干枯的柴火的中年老人。”写事件，信息在不可描述的别处，“儿媳妇在这个屋里叫，张成琦在那个屋里喊。儿子站在院子当中，仰头看天。一群大雁飞过，儿子只觉得头上被什么敲了一下，伸手一抹，原来是一坨鸟粪。”当然，《南太行纪事》的文学之美不止于此，其中的诗性禅意、风格拿捏，只有通过具体的阅读去触碰，才能感受文字里释放的妖娆趣味。诸如对父母采石建房的辛苦回忆，少年的心事随着野花满山绽放，诸如雪中亲情、月圆之夜、水的成长、云峰山下、仁慈的野菜、长满青刺的板栗、湮没无闻的文明遗迹、简单生活中的素食主义等等。

　　在作者的引领下，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读懂中国的农民乃至农耕文明的中国。《灵魂的胞衣》一文，作者直言不讳地说道：“中国农民是最精致的农耕的手艺人，同时也是极其隐忍且能够把自己很深地藏起来的生存主义者。他们有时候淳朴得令人心疼，有时候愚昧得令人呼天抢地。”有人说读懂中国农村就读懂了中国人，如同回到出生的地方，就能看懂世界的原貌。心思敏感的赤子在时代的变革中，也在努力挣脱故乡那层胞衣，试图独立成人，然而当他们真正长大成熟，才发现与生俱来的“皮”，从来不曾蜕掉，而蜕皮的“伤”依旧历历在目。作品中，“集善良愚钝于一身”的弟弟让作者认识到，遮风挡雨的只能是骨血亲人，这是正视自我、承认愚钝的开始，也是原谅世间冷暖的前提。最后，他理解了父亲的寡言，也便理解了给予伤痛的故乡，读来令人泪流满面。

　　《南太行纪事》是一本凡人之书，一本草木之书，书中的“我”也是人世间的“你”和“他”，每一种生命，无不从细微中来，在弱小中长大，既然乡村沿袭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会轻易变化消亡，那么就让那些或荒诞或明亮的故事，去承担记录民间历史、民间文化的重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