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主义和后工业时代的天空在霰弹枪响过之后飘散而下的是一个个碎片和黑红的铁屑。在诗人欣欣然捡拾起一个个时感碎片的时候，我们急需的却是具有整体意识、方向感和主题诗学企图的诗人。他们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具有精神指示的功能以及整体性的启示录效果。

　　当龚学敏最新的这部诗集《濒临》放置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不是当下流行的“个人之诗”，而是我们正在寻求的具有精神启示录效果的“总体之诗” 。诗人近乎用人类学般的“遥远的目光”，将那些消失于地平线上的模糊的几近崩溃的动物和物象的碎片拉近到我们面前。

　　龚学敏出生于阿坝州九寨沟县，曾在这里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他以空间和地方性知识建立起了本能化的精神视界，这使得他的世界观以及诗歌的观察方式、话语切入方式都具有特殊性。

　　在龚学敏的记忆中，他总会穿越高山、峡谷、山原、平坝和河谷，一次次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那是九寨沟县的供销社收购站，墙上挂着一张从当地山民手里收购的完整的金钱豹皮。凝视着那些绚烂的但是已经死去的斑点和毛皮，龚学敏总是感到一阵阵袭来的不适感，“来吧/前世的霰弹被我开成了满身的花朵”（《金钱豹》）。

　　《濒临》整本诗集涉及的近80首诗作都是在“濒临意识”和“生命文化”统摄下建构起来的主题性文本，这些关涉“动物”的文本以及文本之间具有极其明确的深度关联意味。这一诗歌互文意识、开阔的精神视界以及整体结构能力显然与龚学敏一直擅长写作“长诗”的能力有关。

　　从表象来看，诗人关注于一个个“动物”的命运分析，而实际上这并不是这些诗歌的本相，诗人的本意并不是急于建立单一的生态伦理诗学，而是通过生命文化、精神谱系和“濒临词典”的方式提供了非常复杂的现象学还原以及剖示化的深度描写。

　　当“濒临”意识一次次在文本中猝然降临或失败而背转的时候，表象和现象并不足以支撑起启示录般的诗歌内核，诗人总是以濒临意识、精神剖析贯穿始终。诗人还得一次次借助强大而分裂的心象、主题意识、精神元素、文化原型以及个体主体性的幻象来完成一次次的缝合、弥补和重构的过程。

　　由龚学敏的这些主题性诗作，由那一个个浮在表层的“动物”意象，我总是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阅读体验之中。这其中甚至一直延续着由精神剖析所带来的焦虑、分裂、忧虑、祈愿，弥漫着暗沉、苦痛的气息。

　　诗人必须通过诗歌突破事物、词语以及诗人自身的限囿而重新开辟出一条认知之路和想象化的存在境遇，“我笔下的黑夜并不是仁慈的，而是世俗的、清教徒的、非诺斯替教的。一个生存之夜”（《论〈臭鼬时光〉》）。龚学敏的主题性组诗印证了诗人个体主体性以及谱系精神的矛盾和悖论化的成分。诗人的感应器和取景框会决定什么事物进入诗歌内部，安置这些事物在词语不同的位置和层次，进而展现给我们的是幽深的精神能见度和思想载力。这些物象所携带的并不是个体的、局部的和外在的、偶然的心理刺激，而是具有整体视域下的时代景观的能动结构。这必然是一次次内化为词语活动和精神效应的过程，而我们却见惯了那些欣欣然于外部和表层描摹的“欣快症”诗人。

　　循着诗人与遥远事物对视的目光，跟随着这一个个“动物”的濒临时刻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空间。这既是地理版图又是文化坐标，这些物象、残骸、骨架、碎片穿插在空间背景中的一个个点或缝隙当中。它们曾经存在，它们已经消逝，它们正在消失。质言之，这些“动物”代表的绝非只是个体的命运遭际或族群的数量危机，而是与一个个时空结构或地方性知识密切关联。这些动物是地方性知识其中的一个根系，它们代表了整体性的危机，“抑郁症成为事物开始回忆的唯一/出口”（《一匹患有抑郁症的狼》）。这与生态环境、生命基因、文化记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

　　龚学敏的这些诗作则承担了“最后见证者”“象征主义的白色药片”以及“一粒治疗失眠者的蓝色药片”的功能。这份证词的提供是远非轻松的，而是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盘诘之中。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导致了精神分裂症。隐喻和象征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无处不在。龚学敏诗集的开篇《白鳍豚》可以作为这些诗歌的一个总体表征。当“纪念馆”“手术台”“挖沙船”以及“农药的镰刀”“钢铁的牙”“楼盘的鞭子”“工业时代的月光”作为世界性的强势时代话语频繁出现的时候，“白鳍豚”以及其他类似命运的动物就只能充任为一个个符号，一个个不再具有生命体温的空洞象征，“塑料的编号正在代替族群的角”（《壤巴拉的马鹿》）。

　　在抽空记忆的语境之下，所有的证词都是无力的，“邮票拯救过的名词，被绿皮卡车/拖进一个年代模糊的读书声中/童声合唱的信封们在清澈中纷纷凋零/盖有邮戳的水，年迈/被年轻的水一次次地清洗。//那粒冰已经无水敢洗了/所有的水都在见证，最后，成为一本书/厚厚的证据。”当主题公园以及博物馆将人类这些最后证据的样本放置在聚光灯和展览的目光之下，这并不是为失去的命运和记忆提供了保护，它们只是证实了时间的断裂和记忆的丧失。

　　这既是一份证词，又是一份悼词。“昨日的世界”已不存在，“农耕的啁啾声一退再退，直到封底”（《海龟》）；一个新的世界伦理和景观已经诞生，“大地用钢筋和混凝土说话”（《海龟》）、“非洲被卡车装载为城市的郊区”（《成都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即使人们偶尔对“昨日的世界”予以一瞥，即使那些代表了地方性知识的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的动物以及老物件在动物园、博物馆以及其他公共空间予以展示，似乎它们代表了与“昨日语境”的直接关联，但是这“最后的物证”显然只是代表了现代性话语权力，因为“原本”和记忆已经被抹平了。

　　公元前1213年拉美西斯二世去世，尸身被制成木乃伊之后历经了三千多年的时光，极富象征意味的是被誉为埃及最帅法老的拉美西斯二世居然在西方的博物馆中腐烂了。民族学光照下的“最后样本”彻底消失，曾经的证据被抹平，“对于土著民的‘发现’和‘保护’等同于‘文化灭绝’（尽管对土著民的流失和衰落的叙述经常是高度令人存疑的，就他们所代表的传奇化和曲解化而言）。这种‘文化灭绝’是由文化的‘博物馆化’或‘去博物馆化’而造成的。在前者中，土著的对象/手工艺品从其文化语境中被移除，并在展示中被破坏（它们暴露在当代文化的毁灭之光下）；在后者中，把对象/手工艺品放回到原生语境是一种在建构拟真中去重新发现本真性和现实性的努力。”（理查德·J·莱恩：《导读鲍德里亚》）

　　这是动物的隐喻学与生态诗学相融合的复杂目光，也是对“大地伦理”涣散状态的回应。

　　“大地伦理”既是生态环境伦理又是文化伦理，因为处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所以必然随着社会体制和空间秩序的变动而变动，甚至有朝一日会面目全非甚至解体，“这样一个关于土地和人的观点总会因为个人的经验或各人的偏见而被混淆和扭曲的。但是不管真相在哪里，有一点却如水晶般清晰，那就是我们这个越来越强大、美好的社会现在就像一个疑难病症的患者，只痴迷于自身的经济健康，反而忘记了保持身体健康的能力。”（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作者序》）

　　龚学敏提供的是“大地伦理”受到挑战的精神背景和现实境遇，正如黑夜一样的场景和意象在他的诗行中频繁出现一样。“词与物”充满了紧张感以及精神观照之后的“疾病”气息，很多自然的、原生的、美好的、诗性的词语却是与全球化时代机器的、钢铁的、塑料的、树脂的、橡胶的、人工的“制造化词语”搅拌、缠绕、焊接和铆钉在一起的，比如“工业时代的月光”“时间药味的拐杖”“人工时间”“群山放牧经过的厂房和工地”……

　　这是如此密集和纷至沓来的“疾病的隐喻”，这一深度的忧虑化的精神剖示既对应于整个世界又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龚学敏的“主题诗学”体现的正是整体精神视域的人类学法则，也是近乎逼视之后产生的现实感。总会有悲痛和恐惧时刻的到来，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当濒危动物作为“昨日的世界”的岌岌可危的证词再次在词语和梦幻中现身，这近乎已经是人类童年期记忆的“末日景象”或最后闪光。诗人是推倒消息树的报警者，而见证的时刻也正是最为严峻的时刻，正如“见证诗学”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干什么，/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的时刻。”

　　龚学敏的系列“动物主题诗学”不只是呈现出了焦虑和伦理化的世界景观，也打开了人类愿景当中的一个记忆化的抽屉——

　　白纸上的繁体字在年轻的溪边

　　饮水，笨拙的笔划如同缓慢的时间

　　正在溶化冰

　　和纪录片上发霉的斑点。

　　——《大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