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对话》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
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李彦，写了一篇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讲述了一位美国学者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位学者就是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毕森，文中提到的毕森到访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写作《延安笔记》一事，引起《当代》主编孔令燕高度关注。
这本笔记在美国出版过吗？如果已经出版，是否曾经引进到中国？如果已在中国出版，时隔80多年，是否已经超过版权期？孔令燕所有这些疑问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愿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延安笔记》中文版。
日前， 80年前毕森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终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向走过一百年艰辛而辉煌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献上一份真挚的厚礼。
6月23日，“征程万里·见证初心——《1937，延安对话》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国版权协会会长阎晓宏，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杨明伟，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李一昕，作家王树增，《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永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当代》主编、《1937，延安对话》责任编辑孔令燕等出版方代表出席发布会。
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发布会上，孔令燕详细介绍了出版《1937，延安对话》的过程。她看到李彦的文章后，立即在网上搜索了关于毕森、关于延安这次访问之行的信息，但收获非常少。除了一些记录当年他们到达延安的信息，没有更为详尽的记录。如此看来，《延安笔记》更具稀缺性和珍贵性。
孔令燕立即联系作家李彦，询问之后发现巨大的惊喜：《延安笔记》自写作以来，除毕森在他的一些专著中引用过，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次，至今再未出版，更没有授权中国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
获知这些信息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迅速行动，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取得联系，在疫情最危重的时候，通过邮件往来，购买到《1937，延安对话》的中国大陆的出版权，用了将近三年时间完成了全部的出版流程。
尘封八十年的珍贵史料
托马斯·亚瑟·毕森，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他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
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在延安短短四天四夜的停留中，毕森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一一进行了采访。在延安，毕森一行被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袖集体。
毕森和朋友们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心情和判断：
毕森在笔记上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担任司机的艾飞·希尔在回程的路上感慨：“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同往延安、并曾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毕森所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除了文字记录，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书中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必然性。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五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对左派知识分子打压和排挤，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美国。斯诺去了瑞士，欧文·拉铁摩尔去了英国。毕森在美国国内也受到各种怀疑和排挤，于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这所学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虽然毕森命运多舛，但是却严密而谨慎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只是没有机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和面世。
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势推动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Yenan·in June 1937：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成为毕森访问延安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英文版。
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发布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
为了确保《1937，延安对话》一书的严谨性，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仅多次对稿件进行校对、加注以及联系译者李彦对细节进行修改，还将书稿送给有关专家审定了党史事实。党史专家、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对书稿进行审读后，在提出了相关意见的同时也高度肯定了本书，并在序言中提出，“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做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李岩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1937，延安对话》是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是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实际上在很早就形成，不是在现在或者前二十年、三十年，而是在建党时就开始的。在这一点上，这本书有它特殊的价值。”吉狄马加指出，《1937，延安对话》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人自己去写这样的文章很难获得世界性的了解和认可，但是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对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采访。”阎晓宏从书中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卓越不凡的领袖气质和前瞻性、判断力：“这是1937年时的断言，真的是太了不起。另外这本书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讲得非常清楚、明了。”
王树增的纪实文学《抗日战争》出版于2015年，他很遗憾当时没有看到《1937，延安对话》：“我写《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是整个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原来我们看到的是自己讲的故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下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党的领袖、领导层，他们对民族未来的展望和这场巨大战争的展望，他们的胸怀和他们站的历史高度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