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图像，虽然出自无名画工之手，但也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给更多的人以美的享受，受到广大艺术工作者和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不仅广泛复制、印刷和传播，而且在很早以前就被做成各种材质的雕塑，让这一本来绘在墙壁上的画面变成了立体尊像，让大家感觉到它栩栩如生的存在，加上艺术家们不断地加工和美化，成为一个时期内的流行艺术品。这里要说的，除了壁画原作本身以外，还有一些经过加工和创造的作品，包括图画、雕塑，但是，其技术传承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反弹琵琶”的名称定义

　　敦煌壁画中乐舞图像十分丰富，但总体来讲也就两大部分：乐伎和舞伎，即奏乐者为乐伎，跳舞者为舞伎，而既奏乐又跳舞者为乐舞伎，或者我们可以把乐伎和舞伎统称乐舞伎。按照佛教的定义，这些身处佛国世界的乐伎和舞伎们都属于菩萨众。根据他们在从事乐舞表演时所处的位置，在天宫的又称天宫乐伎。“反弹琵琶”不光是乐伎，也是舞伎，和其他的舞伎们一样，一般不会出现在天宫，所以天宫里没有舞伎，也就没有天宫舞伎一说。

　　前些年有文学作品将“反弹琵琶”写成“伎乐天”，我想这可能是作家对“反弹琵琶”感情的无限流露吧？因为“反弹琵琶”是出现在佛教壁画里的，而佛教有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等诸天，这些诸天都有具体的名号与地位，但唯独没有“伎乐天”，因为菩萨和诸天在佛教里是两个概念，是我们喜欢它的人把它捧上了“天”。这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但理智一些，特别是作为学术概念，就需要加以明辨。

　　>>“反弹琵琶”反弹的合理性与原壁画的缺憾

　　先说“反弹琵琶”的合理性。琵琶是可以反弹的，也可以在舞蹈中弹演，许多弹拨乐器都可以这样边舞边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其他场地，这种表演都可以经常见到。“反弹琵琶”也是一种舞蹈动作，只不过这个动作的难度可能会大一点，但并不是不可操作。所以，画家当年绘制这幅画，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一定的社会见识和生活源头，因此可信。

　　在敦煌所有的“反弹琵琶”壁画中，备受推崇的即莫高窟第112窟中唐（公元9世纪前期）之作，无论构图、造型、线描、色彩等均为一流。但仔细观察原画，这里出现了一处小小的常识性错误，即按弦的左手是满把攥着乐器颈部，稍有弹拨乐器演奏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是不成调子的，虽然是象征性的图像，但这样不合常规的描绘，显然是由于画家对乐舞知识的了解程度有限所致，让我们感觉到美中不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反弹琵琶”画面都是这样。敦煌壁画中最早出现的“反弹琵琶”是在盛唐时期（约公元8世纪中期）莫高窟第172窟，这幅画的左手五指被绘成高低错位的摁弦的情景。后来的同幅画面虽然也有与第112窟相同者，不过大多数更是循着第172窟的造型绘制，尽管有一些左手指头翘起的程度并不十分明显，但总的来说符合琵琶的演奏技艺。

　　>>“反弹琵琶”在复制和再创作时的失误

　　让人欲哭无泪的是，在当代“反弹琵琶”艺术的再创作中，出现了更加离谱的不合常规的现象，这就是琵琶正反面的朝向问题。壁画原作虽然有手指按弦的小失误，但在朝向方面无不精准。如果说原画的作者只是对琵琶演奏技艺不太了解的话，那么后来的再创作则更是直接无视乐舞表演方面的基本常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出现的“反弹琵琶”绘画和雕塑作品，琵琶的正面是朝着前方的，这和壁画中正面朝后的画面正好相反。这显然是不符合琵琶的演奏技艺的，因为正面朝前（后脑勺），即使不动不跳，似乎也无法演奏。此错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轰动一时的舞剧《丝路花雨》，该剧现已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在《丝路花雨》里，“反弹琵琶”就是一个固定的造型亮相，而不是舞动的英姿和美妙的旋律。《丝路花雨》与莫高窟第112窟的“反弹琵琶”壁画一样，虽然都是经典，但失误之处明显。

　　也许有人会说，如今琵琶演奏中有一种叫竖弹的技术，就是抱着琵琶背面朝前而面对正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能做到这一步，那也只是坐着弹奏，而不是边舞边弹。

　　总体来说，“反弹琵琶”是乐舞艺术与绘画艺术的有机结合。纵观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绘制“反弹琵琶”也好，从事“反弹琵琶”的再创作也好，技艺方面固然非常关键，但对相关常识和背景的了解也不能缺少。就原作本身来说，绘画作者需要一定的乐舞常识，所绘作品需要尽量遵循这些常识，这就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而当再行创作的时候，不仅不能再有违背常识的情况出现，还需要去纠正前人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让作品更加有生命力，这就对再创作者在相关知识的积累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