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论诗，有所谓“诗为心声，词乃情物”之说，（李劼：《唐诗宋词解》）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这“心声”与“情物”，在诗与词中，是合融的，不必将它们分开。无论是旧体诗词，还是白话新诗，无不是自然社会与诗人思想感情合融而成的艺术表达。

　　这里说的自然社会，是自有人类的生命以来，在人的思维与视觉范围以内，人生景况的主要载体。作为反映人生景况的诗，从最早的“杭育，杭育”的吟咏，到后来精致的格律平仄，随着人生社会的变化，审美意识的嬗递，它是一直在变化之中的，尤其是它的“形式”。

　　美学家宗白华谈诗，这样说道：“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就是‘形’同‘质’。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与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 ”他又说：“诗人最大的职责就是表写人性与自然，而人性最真切的表示，莫过于在社会中活动， ……诗人要想描写人类人性的真相，最好是自己加入社会活动，直接的内省与外观，以窥看人性纯真的表现。”宗白华提出的“形”与“质”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诗的“艺术形式”与“思想感情” 。对于诗的形式，虽然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不断变化的，这本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过去的艺术建构，好的应当珍惜，继承，但没有必要要求写诗的人依样画葫芦，不能有所改动，因为这样做，对于文艺的发展并非有益。当今诗坛，在对旧体诗的讨论中，关于“形”的问题，是存在争议的。格律规则可不可以改变？应当坚持“平水韵”不变？还是应当以新韵为主？这个问题，尽管有些人很纠结，其实以历史的目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无须乎煞费心思的。打开中国诗史，即可看到，不同历史时期，诗的艺术形式是各不相同的。最古之诗，例如传为虞舜时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那时候的诗，表达思想，发之吟咏，略合音节即可，是无所谓什么“格律”的。至于汉、魏，“去《三百篇》已远，可以极作者之才思，义不主于一格。”（清·王士禛选《古诗笺》姜宸英序）所谓“义不主于一格”，就是在“形式”上不拘于一定的格式。诗家论诗，历来重视流变。知其源流，方知变化发展之势态，否则，“株守太过，冠裳土偶，学者咎之。（清·沈德潜《古诗源》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唐、宋时期，诗词大盛，社会上下，靡然成风，形式臻于精致，出现了以“平水韵”为押韵标准的格律定式。“平水韵”最早产生于金朝，为当时山西平水人王文郁所著《平水新刊韵略》而得名。共106韵。今天的语言变化尤其是普通话，与1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仍然要求株守“平水韵”作诗，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中华诗词学会于2004年提出了“倡今知古，双轨并行，今不妨古，宽不碍严”的诗词用韵建议原则。

　　由此看来，诗的形式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变化所使然。文化艺术，本来就是社会人生的组成部分，社会在变，文化岂能不变？其理皎然可知。然而，诗的美学的生发，却是建筑在诗的思想感情与艺术形式两者合融之上的，而思想感情则永远是诗的筋骨与灵魂。诗亦如人，无论穿着多么华贵亮丽的衣裳，如果他的筋骨是软的，他的灵魂是丑的，这样的人，只能悦人于一时，而绝不能辉耀于千秋。而胸怀博大的诗人则完全不同，试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情思感怀，寥廓高远，直抵宇宙人生深处！这首唐代初期的诗，没有循“格”求“律”，文字直抒胸臆，几乎与今天的白话诗没有什么两样，但它却能震撼人心，流传千古！思想感情之于诗的重要，难道不是昭然可见吗？

　　关于诗歌的“形式”与“思想”两者，在论诗的一切话题中，是永远甩不掉的。诗人孙瑞在《诗歌鉴赏与创作》中写道：“喜人民之所喜，忧人民之所忧，想人民之所想，抒人民之心声，是诗人的天职。 ”这句话让我不禁立即想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古往今来，大凡仁人君子，无不将国家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文人骚客，善于吟咏者多矣，有的人把诗词文章当做娱心工具，刻意于字斟句酌，赏心把玩，吟风弄月，而忽略道义之旨；有的人向壁虚构，甚至颠倒美丑，以博他人之赏，毫无仁者之心。如此诗作，辞藻再美，才气再大，又有何益？其美学价值，大半可疑。

　　陆机《文赋》有言：“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山石中有宝玉，川水中有明珠，才能使得山水更加光辉明媚而具有真正的价值。诗中蕴含的真诚的道义情怀，便是玉，便是珠。“为情造文”而“述志为本”。（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无论诗的形式如何变化，无论诗的理论如何多样，述志为本——为人民而忧乐、为天下而忧乐的思想感情，永远是诗人与诗的最为宝贵的美学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