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晓勇作品

　　“神与物游”出自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不能仅凭眼观，而是要靠神遇，这是中华传统的审美方式。近日，由文津阁古美术馆主办的“神与物游：虞晓勇书法作品展”在北京文津阁举行。本次展览共展出虞晓勇书法作品20余件，既有八尺巨幛，也有平尺小品，篆隶楷行诸体皆备，以丰富的内容充分而集中地展现了其近年学书成果及其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刻感悟。

　　虞晓勇初学唐楷，偏爱颜体“清雄”之感，后又从规矩的楷书法度走向与自己性情更为相符的魏碑，并以老书家沙曼翁“笔实墨沉”的教导为旨归。大学时学习文字学，了解了汉字发展源流，体悟到隶书与魏碑相通相融，进而专心汉碑，用功最深；行书则常留意颜真卿《争座位帖》与何绍基，为其正书创作增添一分行书笔意的趣味。其书法风格广涉金石碑帖，集百家之长，在厚重残缺中寻古拙，在严谨瘦劲中寻灵动，自然不动而万物生，创作构思“思理之妙，神与物游” ，即是真切的神与物游。同时，书法根植传统碑帖，坚持以“与古为徒、与古为友”为前行方向，在虞晓勇看来，这才是一条令人踏实的为学为艺之路。

　　展厅中，尺幅最大的是八尺隶书整纸《杜甫诗三首》 ，点画浑厚、古雅雄强，因略带摩崖意趣而更显纵逸恣肆，有气象万千之感。虞晓勇表示，此幅书写内容为杜甫论诗名作《戏为六绝句》中的三首，书写内容选择也是自己一贯秉持的“与古为徒、踏实做事”的艺术创作思路的体现：“当代隶书创作的瓶颈在于把握‘质’与‘饰’的平衡点，‘饰’过多则流于工艺化，刻意地追求‘质’则失之自然，创作时把握这样的临界点不易，能将自己的学书渊源和学习体会呈现出来更不易。 ”对此，学者刘墨指出，“古”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范畴，东方思想中“古今”“新旧”并非截然对立，故有所谓“温故而知新”“新为向往，旧为皈依” ，虞晓勇的隶书、魏碑真正做到了“与古为新” 。

　　“中国书法本是传统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人思想学养、态度性格的自然流露与真实写照，当代才出现的‘书法家’称谓似乎是将中国书法矮化了，将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人为地割裂了。 ”虞晓勇说。在谈及多年创作感悟时，他提出学书三“知” ：知“道” 、知“己”和知“度” 。知“道”就是明晓书法传承的大流。书法史上有许多流派，各具地位与价值，但在众多的流派中，必然存在着引领时代风气的主流。这一潮流有明显的典型性与传承性，它不是某个个案，而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所以善学者，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位书家，而更应从书法史的角度，去发现他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知“己” ，即指明确表达审美意图。书法是一门个性强烈、富于包容性的艺术，不同的书者都可找到相应的位置。书法固然有基本的矩矱，但最动人的无疑是灼灼的个性风采。明确审美取向，是一种艺术的自觉。缺少了这种自觉，作品就没有方向，拥有这种自觉，笔下的内容将更丰富。知“度”是淬炼个性，精简笔墨的过程。从书法史上看，文人是书法创作的主体，文人之所以异于庸人，即在于他们善于独立思考，提升襟韵，这就是知“度” 。个性表现是艺术创作的灵魂，但我们还须明白知“己”勿过，这就需要用“度”去淬砺它。以此而言，知“度”是书者获得高卓艺术格调的不二法门。利用文字来表述上述三“知”并不难，可施于笔墨，却是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