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流沙河先生住院，我和四川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副书记张颖前去看望，带去大家对先生的问候，祝愿先生能早日康复。那时我们都认为愿望会成真，因为先生的状态看上去不错，一如往常和我们聊天，热情招呼我们。11月23日上午，网上有人说流沙河先生去世了，我们急忙确认，发现那是谣传，不过当时先生的状态已经不太好，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们都在为老人祈祷，希望他能挺过来。想不到到了下午，我们爱戴敬仰的先生还是离我们而去了，让人伤心惋惜。

　　先生是诗人，都说诗是个人化的，但他心里不是自己，不是只有自己的诗，而是存放着整个国家的诗歌发展命运。现代诗有很多流派，虽然先生有自己独爱的风格和诗人，但他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于自己不熟知的流派和作品，从不会妄下定论，而是通过不断涉猎，不断开阔视野来提升自己。1982年， 《星星》诗刊的两位负责人白航和陈犀，让先生写专栏文章，每个月一篇，一共写十二篇。那时候他大量阅读了很多台湾诗人的诗歌，认为台湾的诗歌创作有一些值得我们大陆诗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就欣然受命，决定在一年之内每个月介绍一家，栏目就叫《台湾诗人十二家》 。

　　当时这个栏目引起了大陆诗坛的广泛关注，为我们大陆诗歌的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先生趁热打铁，认为海峡那边不乏卓识之士，也该有人写一些文章介绍当代大陆诗人，出一本《大陆诗人十二家》 ，以便互相认识，交流诗艺。对此，诗人余光中说：“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相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

　　先生是学者，治学严谨，又不乏幽默风趣。2009年开始，他在成都市图书馆固定讲座，讲宋词、论诗经、说文解字。每月第一个周六下午，如果没有意外，他会准时出现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典讲座，一共持续了九年。我们去看望先生时，聊到过先生的笔名“流沙河” ，他说他本来取的是“流沙” ，取自《尚书·禹贡》里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后来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刊物，发现上世纪40年代已

　　经有了一个叫“流沙”的诗人。他认为人家是前辈，自己再用这个名字不合适，就加了一个“河”字当笔名。很多人以为笔名是从《西游记》来的，先生那个时候还没读过《西游记》 ，他说如果读过，绝对不会取那个名字，因为那河里头有妖怪，太吓人了。

　　先生自称成都文化人，对诗歌和汉语始终保持敬畏之心。他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很少接受采访，认为学人应该潜心于学问，少抛头露面。他更是厌恶一些常人眼中的尊称。先生和我们说过，他不喜欢“著名诗人”这种称呼，因为作协并没有明文列出著名诗人的标准，没有民主投票，更没有做统计。他还用证据说话，杜甫的职称是工部员外郎，李太白的身份是翰林院供奉，陶渊明是隐士。鲁迅先生的旧体诗写得也非常好，但是没有人称呼鲁迅为诗人。“一个人在自己名片上印着诗人然后还‘著名’ ，自我美化，国际笑话。有必要这么虚荣吗？我这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还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有什么意思？叫我‘成都文化人’就够了！ ”我们去看望先生，碰到先生正好出了新作，先生用工工整整的毛笔字签上名字，总不会忘记加上谁谁谁斧正的字样。他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人就免不了出错。他让我们斧正，是真的希望我们发现纰漏，及时回馈给他。

　　先生一生谦逊低调，我们称先生为前辈，他只说自己只不过是个过来人。先生生活自律、简朴，淡泊名利，对物质生活几乎没什么要求，但他迷恋人间烟火味，家常味，时常和我们聊他买菜做饭的趣事。先生做编辑的时候，修改稿件还是用的毛笔，后来书法也成为他毕生的爱好，无论是签名还是题字，我们总能看到他日渐精进的书法造诣。虽然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很少接受采访，但是作为《星星》诗刊的创始人、老编辑，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会对《星星》诗刊的重要活动给予支持。在《星星》诗刊创刊40周年的时候，当初创刊的“元老”们来了，先生也来了，他十分开心，精神矍铄，和大家聊了很多，还题了“三百篇中一株火，四十年后满天星” 。“三百篇”是说《诗经》 ，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先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作为诗人，作为编辑，无论如何都要将诗歌的火种传承下去。“四十年”是指《星星》创刊40年，在广大编辑、作者、读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诗坛呈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开放的美好局面，是真正的“满天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