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阳货》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现代学者往往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理解为对自然事物的认知，或者理解为获得事物的知识，这与传统的理解是一致的吗？
钱穆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理解颇为贴切，他在《论语新解》中说：“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举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 ”他认为诗中体现了人与万物无所隔间、化合为一的境界，并点明诗教不仅是经世之学，更是性情之学。孔子提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为了让学生亲近自然，从自然中获得感发，也使得自然对人有所回应，强调人和自然之间品性、感情的相通性。“广大其心”是一种开启视野，忘怀物我之隔，寻求天人契合的主动生命姿态，人与自然的感发扩展人的内心世界，启发人的高尚情志，最终“导达其仁” 。“仁”的含义极广，爱人、爱物皆可曰“仁” ，亲近大自然，格物致知，涵养性情也是一种“仁” 。
古代对“鸟兽草木之名”的理解与钱穆类似。司马迁云：“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此处的“风”可理解为“教化” ，即《毛诗序》所言“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王应麟认为：“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 ”讲的就是通过由己及物的类推，以鸟兽草木为凭借，将天地自然人化，使人获致建设世间秩序的启示。刘宗周所云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穷物理之当然，而得吾心之皆备”即是此意。焦循对此的理解是：“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 ”比起直来直去地说理，诗歌含蓄蕴藉，以春风化雨的情感方式打动人。这种温柔敦厚的表达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比兴的表现手法，人们将感情熔铸于鸟兽草木等具体形象中，委婉地传达对世界的理解、感悟，因着比兴，人因物思义，触物起情，以至神物感通。
总之，在中国诗学的阐释传统中，对由诗识得鸟兽草木，从自然万物中引发人情事理，获得人生的启示和感悟，这一点却是相通的和一以贯之的，只是到现代才发生了一种知识论的转移。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古代学者对“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解读所达到的共识是， 《诗经》中出现“鸟兽草木”是比兴寄托的体现，是以自然之物起兴以引发所咏之人或事，这彰显了一种人、物连类应感的思维，即一种古代诗歌的比喻模式——引譬连类。“引譬”意为借此喻彼，“连类”意为连锁引类，它们最初并非我们今天认知中关于诗歌语言修辞的套数，而是与人们的生存体验息息相关、相与为用的存在，传统的神物关系就是建立在引譬连类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体现出的思维方式是前逻辑的、直观的、倾向于感觉经验的，没有将心理事实和物理事实分开，人和万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以我之生命感知世界，与世界交流，与天地宇宙连类应感，因此逐步成为了一个类推的中心。也就是说，我们的感受与记忆，乃至整个社会群体的感受与记忆都被贮存在类物环境的资料库里了，譬如提及一个“春”字，我们视觉上的花红柳绿、听觉上的鸟鸣啁啾、触觉上的春风拂面，甚至是对万物欣欣向荣、身心舒畅的抽象感知，都一并纷至沓来了。那么，这时候的“物”自然不可能只是科学概念上的知识性的物质，不可能只是客观外在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的眼前和过去相互交织、牵连的存在，是与我们积累的知识、身体实践的经验激发出共感的存在。以《诗经》为例，《诗经》以“鸟兽草木”起兴，不是将它们作为纯粹的外在景物，而是将其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发生联系，创作者通过比兴召唤出一个仿佛运作在己身的新世界，用系统的一套隐喻成就诗意，将诗、物、情都联系起来。
因此，“鸟兽草木”与人建立起的是一个引譬连类的隐伏类应世界，人与物在这个场域中周游无滞、产生互动关系，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物” ，也正是在物的交往、感发中获得审美趣味、创作灵感的，物进入人的情绪网中，饱沾着人的情思，人和物不辨彼此，没有分际。如此则神物互通、情景交融，人在自然中感悟自我的精神和灵魂的脉动，在自我的神思中体悟自然的意境。
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传统阐释可知，传统对人、物关系的思考，与强调知识性、体系性的现代思维不同。如现代学者以知识论的态度解读“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即是简单地认为人为人、物为物只有认识与被认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并不涉及情感体验的交互性，人和物的关系因此是割裂的、对象化的，而中国诗教传统强调的人与天地万物相和谐融通的观念，人与物相契合、感发、塑造的思想，在这种知识论的观念面前，存在着瓦解的危险。但是，中国传统语境下的人、物关系论的价值并非以其是否具有科学性、实用性来衡量的，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我们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启示，唯有我们认清了其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实现传统的再出发。
中西诗学观念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历史场域和社会心理是全然不同的，因而从中诞生出的文学理论也就不可一概而论，甚至有可能截然相反、南辕北辙，本文所探讨的人、物关系即是如此。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表示，如果西方的诗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封闭系统，是隐喻性的虚构，那么中国诗歌的生成从不被当作虚构，而被视为诗心与历史和世界遭遇、经验、互动、契合的结果。在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对话不会停止，因此，当下仍需倡议立足民族之本位，如其本然地讨论中国思想文化的问题，真正触及中国传统的本真脉络。否则，“鸟兽草木”的世界仍将与我们的心灵相隔如云泥，无法相呼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