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间，祖父田汉带着全家到了衡山，他说“奉老母在南岳菩提园住了将近七个月。借用了唐三先生家两间房，我在一间读书，老母在另一间绩麻，门是通的，我们母子一面工作，一面谈话，完全恢复了我幼年时代愉快的场面。 ”
易克勤，我的曾祖母，晚辈们随湖南人的习惯称她老人家为“老娭毑” 。那时候她快七十岁了，听父亲说老人记性极好，数十年前的人和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善于观察社会，语言生动丰富，有湖南农民素有的幽默和诙谐，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物的特点和性格刻画得活灵活现。她讲故事的时候，祖父和父亲都听得入神，夜深还不想去睡。祖父感到老娭毑讲的这些故事很可贵，既叙述了她的艰辛身世，又回溯了祖父自己苦难的童年，就开始每天晚上在油灯下随手记下来。渐渐地，祖父作记录用的毛边纸积成了厚厚的一摞，他想把老娭毑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女性，如何度过这艰难困苦七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祖父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把老娭毑的话基本记完了，想把这些记录稿整理起来汇编成册，叫《母亲的话》 。这些记述在湘桂撤退中散失了一部分，但还是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后来父亲把这本书编成出版了，还请叶圣陶先生作了序。
长沙文夕大火之后，祖父随“三厅”从长沙转移到衡阳。在长衡道上，他陆续写了十一首诗记录长衡之行。“猎猎秋风卷柳丝，将军慷慨誓雄狮。画囊在背琴悬肘，齐向乡村出发时。 ”他和演剧队、宣传队的朋友们，奔赴乡村，以文艺作武器，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对于南岳，祖父的确情有独钟。他们走出长沙时，一路上满目都是被战争破坏的景象。祖父写道：“街头瓦砾尚成堆” ，“百十人家剩二三” 。尽管一路走来“尘高石碎夜风寒” ，颇感“人间行路难” ，但他对于南岳确有“十年梦里朝南岳”的一片向往之情。他说：“乘总务厅车先赴南岳市，远望峰峦，起伏云际，惜无暇攀登。但今春未暮即得三登祝融峰，不必待夏秋间矣。 ”祖父以诗抒怀，写下了《衡阳道中记行》等十多首诗，记述了南行之路，并对在南岳开展抗战文化运动表达了坚定情怀：“天柱峰边一纵眸，东南烽火几时休。是谁撑得乾坤住，赖有人间硬骨头。 ”
1939年4月，祖父与马彦祥、冯乃超、鹿地亘（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同登祝融峰，在烟雨中纵览南天绝胜，夜宿上封寺。他们到南岳来，是祖父向叶剑英提出建议后，经“游干班”教育长汤恩伯邀请和周恩来批准，带着“三厅”所属抗敌演剧八队、电影一队，配合“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以戏剧为武器激励军民的抗战精神。自1938年8月起，演剧八队就一直在衡阳、衡山、南岳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这次，他们为“游干班”演出了《英勇牺牲的杨队长》 《关帝庙起义》 《背葱岭之夜》等剧目；教学员们唱《义勇军进行曲》 《游击队之歌》 《太行山上》 ，大受欢迎。
祖父、冯乃超与周恩来一起，被“游干班”聘为讲师。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同学录上写着：“讲师：田汉，寿昌，湖南长沙，政治部；现在：长沙三公祠；永久：重庆政治部三厅。 ”那是1938年年初，祖父应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邀请，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成为军事委员会三厅第六处少将处长，负责文化宣传，厅长是郭沫若。那时，他与欧阳予倩等人通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起来的十几个戏剧界救亡宣传队都派上了用场，成为政治部三厅进行抗日宣传的骨干力量。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蒋介石听取了朱德在高级将领会议上提出的“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决定在南岳开班。三期下来，培养了3000余名抗战急需的游击战人才，其中包括中共衡山县委派来参训的60余人。
在南岳，祖父正巧遇到了急切推进佛教界抗日运动的巨赞法师。南昌失守之后，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巨赞法师怀着佛法启示的悲愍，为着民族，为着佛教，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巨赞法师回忆道：“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各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愍，使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 ”巨赞法师是祖父的老友，原名潘楚桐， 1908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创办南国社的祖父相识，参加了进步文化工作。爱国爱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知己。祖父与佛道文化的善缘，与巨赞法师的友谊和观念认同，成为支持和催化南岳僧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机缘。在他的一生中，与巨赞和许多爱国爱教的佛道人士都是好朋友，他们互相支持，真诚相待，结下了深厚友谊。祖父大力支持南岳佛道界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对巨赞法师起草的“协会宣言”提出了尽量用佛教语言撰写佛教抗日救亡文稿的建议。期间，他还帮助南岳佛教界办理公文备案，介绍巨赞法师与叶剑英接洽，鼓励另一老友陈烈将军大力支持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陈烈又名陈石经，时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政治部主任，思想进步抗战积极。任五十四军军长时驻守中越边境，亦是父亲任排长时的老长官。移防昆仑关后因败血症不治葬于南岳络丝潭。祖父有诗现镌刻于陈烈将军墓碑之上：“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明作斗争。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
祖父对巨赞法师提出的“佛家之救亡抗战论”和佛法上阐述佛家投入抗战洪流的道理十分赞同。在他给巨赞法师的信中，赞扬了法师的抗敌精神。他表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会遇到许多“魔障” ；要取得胜利，“挣扎出一自由幸福之国家，譬之修成金刚不坏之身，悟出仁慧至尽之理，愈达成功，愈多波折，殆为必然。 ”他鼓励法师继续在湖南完成佛青团和佛救会的未竟事业。针对国内青年僧人对抗战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提出要“以不转退之精神，多少适应时地人事，继续为之必能蔚为风气，造福国家不小。 ”他认为，这样做的实际成就必不仅功利意义，如果是释迦佛祖在今日的中国，也会这样做的。
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受到了祖父的高度赞扬，他有诗赠巨赞道：“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 ，赞扬他们爱国爱教的无畏精神。1942年，巨赞法师写下“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的诗句，在当年岁暮寄怀桂林的祖父，表达领导佛僧下山为国奔走呼号的艰难，感怀他理解支持佛家的真挚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仍寄南岳之情怀，与巨赞法师频续前缘。在他1965年5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着见到巨赞法师的情景。“午后邀妈妈（老娭毑易克勤） 、长庆，到铁三（外公欧阳予倩家）又邀同秋嫂（外婆刘韵秋） 、维维（即作者本人）同到万寿山……租船时忽遇巨赞法师，又邀他坐我们的船……巨赞师谓佛协‘四清’也搞出许多问题。 ”在祖父的记忆中，我竟然还曾见到过巨赞法师？那个时候我七岁了，按说应有所记忆，可惜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
祖父尊重、欣赏巨赞法师，后来曾写诗赠他： “举剑下南岳，御寇拯无依。识见既明澈，所为遂雄奇。抛梭事生产，撞钟数杀机。幸成一家言，争鸣及良时。 ”这首诗进一步肯定了法师的高尚动机和明断义举，称赞他“十载曾弯射日弓，低眉和尚气犹雄”的精神和业绩。在祖父平反昭雪后，巨赞法师满怀深情地作诗悼念老友：“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北来常作书房客，于今昭雪尚凄然。 ”
（作者系田汉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