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用于七夕供养的土木小偶人“磨喝乐”
在有限的相关记载被不断引用之下，今人已经熟稔古人七夕节的过法，观其大略，无非通过针线和吃食等方式来乞巧、求子，给人留下了过法程式化的印象。实际上，中国的传统节日从来都是因时因地而制宜，它始终植根于生活的泥土中，真实的生活还是要有意思得多。
小说即是我们的考索工具之一，可以与古籍记载互相印证，丰富理解，尤其是那一类堪称社会学调查报告的名著。老舍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旗人，其巨著《四世同堂》对老北京市民的生活细节近乎工笔细绘，它们都是老舍先生的切身实历，我们可以从小说中一窥七夕节生活的“温度”和“厚度” 。
兔儿爷与磨喝乐
传统七夕节民间最重要的活动便是女子们的乞巧了。宋代，乞巧时所铺陈之物多了一个磨喝乐：“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 ”磨喝乐，亦作“摩睺罗”“魔合罗”等，一般认为是梵语mahoraga的音译，原为佛教八部众神之一的摩睺罗神，宋元时用作土木小偶人的名称，多于七夕供养，或作珍玩。
宋代谈七夕节风俗的史料大多都提到了磨喝乐这种土木男孩人偶在宋代七夕风靡一时，大有七夕必不可少之物的感觉，以至于元杂剧中已出现一本孟汉卿所撰的《张鼎智勘魔合罗》本子。即使到了清代，也仍然延续着这一习俗：清代张尔岐《蒿庵闲话》载：“京师旧俗，七月七日，街上卖磨喝乐。 ”
磨喝乐的“不可或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依据《四世同堂》 ，我们就能理解。老舍笔下祁老人对旧日北平过中秋节时户户必买的“兔儿爷”玩具的执念，让人不禁想起七夕节的磨喝乐玩具：
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儿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
在祁老人的记忆中，往年的中秋节兔儿爷儿总是和水果摊立在一处，“用鲜果供养兔子王。由于这观念的联合，人们的心中就会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的、欢喜的拜月图来。今天，两个兔儿爷的摊子是孤立的，两旁没有那色香俱美的果子，使祁老人心中觉得异样，甚至于有些害怕” 。而在《四世同堂》最后一卷的《饥荒》中，再过中秋节时“兔儿爷几乎绝了迹” 。祁老人想到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 ”
事实上，老北京中秋节十分普及的“兔儿爷”玩偶，还真与宋代七夕节广泛流行的“磨喝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节日中与崇奉月神关系最密切的便是“七夕”和“中秋”两大节日了，这两个节日多是女子在夜晚设供拜月乞巧或祈福，中秋节供奉的“兔儿爷”是因传说月宫中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而“磨喝乐”普遍塑作形态各异的男孩状，一般认为是“宜男”之求，也就是求子之用。无论是“磨喝乐” ，还是“兔儿爷” ，一开始都是作为祭拜的供奉品，但因能工巧匠的争奇斗巧，便都成了风靡一时的玩赏之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四世同堂》中浓墨重彩的“兔儿爷”就是一种“磨喝乐” ，而且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它们都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物什。
七夕如何消夏
七夕节在古代有浓郁的求子色彩，但古代记载中的“求子”文化概念之确定，让七夕风俗少了时令的气息，更缺了几分滋味，在这一点上《四世同堂》能为我们弥补缺憾。
七夕节当天少女、少妇们要祭拜并食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农历每年七月初七，这个时候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正逢酷暑，在缺乏空调和电扇的古代，七夕节期间如何把消夏与习俗结合起来，才是老百姓的本事。老舍先生写道：
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的吃半天茶，咂几块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宝荷叶粥。
七夕节上着班的我们固然没有办法再像老北京人那样去莲塘划船或老柏树下品茗、摆棋，但找地方呷一碗包含“五子”内容且还更丰富的八宝荷叶粥，才是过七夕的最佳姿势啊！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记载汴梁七夕时的吃食：“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 ”但具体是什么瓜， 《东京梦华录》没有详细描述，应是时令吃食， 《四世同堂》则这样绘声绘色地描写旧时北平人消夏所吃到的各种瓜：
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 ——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而“老头儿乐” ，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向隅的。
仅仅是看看老舍先生在抗战时期笔端带感情地回忆战前北平的吃瓜消夏场景，都够让人流口水呀！
七夕吃食还有一种面制品“果食” ， 《东京梦华录》说：“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 ”这种叫“果食”的，是以油加上面、糖、蜜做成，孟元老所说的“造为笑靥儿”让人不太好理解，幸亏宋代吕原明的《岁时杂记》记载：“京师人以糖面为果食，如僧食。但至七夕，有为人物之形者，以相饷遗。 ”即是说“果食”是京师的固有小吃，但逢七夕节，大家往往把这种果食捏成人物之形来作为礼物互相馈赠，如此《东京梦华录》里“造为笑靥儿”便很好理解了，意思是在七夕节这天将果实捏成人的笑脸。这种可能是油炸的点心在七夕这样的大热天吃，绝然不是可消夏之物。而老舍先生笔下的老北京人也是很会做消夏点心的：
赶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覆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儿。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四世同堂》的传统文化观
过七夕节是习俗使然，更是一种传统文化观。在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文学中， 《四世同堂》堪称一朵文坛奇葩，它虽然也像主流的抗战文学那样呼吁抗争，但它的主要笔墨却放在了在沦陷区生活的一个老北京胡同里的最普通的市民。这是一群没有转移到抗战大后方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家乡北平城艰难讨生活的亡国奴（其中也夹杂几个发国难财的醉生梦死者） 。老舍先生在第一部《惶惑》中借主人公祁瑞宣的所观所思深刻地表达了他的文化观，而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占领前后老北京人过各个节日的强烈对比与心态变化。当敌人的铁蹄在北京城耀武扬威时，瑞宣因上有老下有小拖累只得留在沦陷区为家庭尽义务，也使他终日生活在精神的惶惑痛苦挣扎中。
但老舍先生并没有批评瑞宣的“老封建” ，并没有主张号召对传统的孝悌之道进行攻伐批评。战前瑞宣的邻居钱先生是个沉迷于传统诗文书画的士大夫，但北平沦陷后，那个最文雅的士君子却坚决走出书斋，完全放弃过去的生活，不惜行乞露宿，身体力行，在北平城做着一切鼓动复仇和杀戮日本侵略者的事儿。这深深地感动了瑞宣，也使得在沦陷之城教英语糊口的瑞宣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他（瑞宣）一向自居为新中国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辩论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他主张必定铲除了旧的，树立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旧的，像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反之，若把瑞丰改变一下，他至多也不过改穿上洋服，象条洋狗而已。有根基的可以改造，一片荒沙改来改去还是一片荒沙。
带着这样的文化观念，瑞宣对传统的伦理文化以及老北京的规矩习俗都充满着敬惜，这当然也突出表现在祁家对待各个节日上。在端阳节这天，瑞宣特意去了北京老字号的店铺：
这里有的是字号、规矩、雅洁与货真价实。这是真正北平的铺店，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备。可是这种铺子已慢慢的灭绝，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这四五家也将要改成“稻香村” ，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处出售；否则自取灭亡。随着它灭亡的是规矩、诚实，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与最有礼貌的店伙。
但因为日本人的入侵，瑞宣问的好几种点心都没有了，他最后坚持买了并不好吃的五毒饼，理由是“他知道明年也许连五毒饼这个名词都要随着北平的灭亡而消灭的” ，那么“明年端阳也许必须吃日本点心了。……礼貌、规矩、诚实、文雅，都须灭亡，假若我们不敢拼命去保卫它们的话。 ”瑞宣家的过节，与对一种文化和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的捍卫紧紧联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