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叔阳　罗琪　绘

　　我和苏叔阳认识在上世纪80年代初。

　　那时候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文坛也一扫种种禁区，迎来了空前繁荣景象。苏叔阳正是此时的弄潮儿之一。他的话剧《丹心谱》一炮走红，获得建国30年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随后， 1980年推出同名电影。由此，话剧、电影、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纪实片、电视解说词、理论著作、历史随笔……各种文学体裁无一遗漏，样样都有苏叔阳的耕耘之作，令读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就是苏叔阳的世界。

　　但苏叔阳生性温和，为人低调，不是那样乍一成功就张扬的人。以至于他直到后来满头白发，依然说：“我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面对成就却说：“我只是一个尽自己微小的才能为人民服务的艺工。 ”他的这种谦逊风格透着一种儒雅，备受人尊敬。

　　第六次全国文代会、第五次全国作代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那场晚会的总策划、总导演便是苏叔阳。其实，早在此前1993年他被查出患了癌症，先因胃癌切除一部分胃， 1994年5月又因肾癌切去了右肾。但在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宴会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苏叔阳的身影，他在现场协调晚会的每一个细节。当晚，正好我和我夫人坐的10号桌紧邻中央领导所坐的1号桌，当报幕员报出由加米拉演唱《都达尔和玛丽亚》时，加米拉没有出现在舞台上，而是出现在我们的身后。加米拉的先生哈米提，是著名哈萨克族军旅男高音歌唱家，我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此时，随着歌声唱起，大家的注意力从舞台转向了我们的方向。加米拉唱完第一段，在乐队演奏过门当儿，走过去请出了江泽民总书记，于是，一场旷古二重唱就在我们身旁唱响……

　　晚会结束时，在大会堂又遇到了苏叔阳，他很快乐地问我，怎么样，这节目安排得怎么样。我说，非常棒，尤其二重唱是今天晚会可圈可点的高潮……

　　后来，在各种文学活动或会议中相遇，我们都会坐在一起，无所不谈。他还特别推荐我担任田汉基金会副会长（十八大以后我辞去了），还想向文化部直推我为夏衍基金会会长。有一次与苏叔阳见面，他聊起国歌、聊起田汉很是激动。他突然说，老艾，你是政协委员，你应该提个提案在天安门广场国旗升旗杆下汉白玉护栏外侧贴上60厘米×40厘米铜牌，刻上五线谱国歌歌曲，再刻上国歌歌词、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这样既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也会成为天安门广场一道新的风景。我的眼前为之一亮。我以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提出的提案。于是，我在当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在天安门国旗升旗台侧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五线谱歌词铜牌的提案》。当年没有单位办复意见。后来，我得知有一个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机构，便提出我的提案交由他们办理。当时，天安门广场管理局接办人员很是兴奋，由衷地告诉我，这个提案很重要，他们一定认真办理。但是，接近岁尾，接到电话，他们十分委婉地告知我，天安门广场管理局只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要动天安门广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们都做不了主，需要上级批准。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虽在宪法和国旗、国徽法中有所表述，但是没有明确法律地位，所以没有法律支撑，无法操作。这是他们面临的难处。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唱了几十年的国歌，居然没有立法保护。由此，我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再次提出《关于在天安门国旗升旗台侧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五线谱歌词铜牌的提案》的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建议修订〈国旗法〉为〈国旗国歌法〉的提案》。我以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我曾经的提案《关于在天安门国旗升旗台侧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五线谱歌词铜牌的提案》方能得以依法落实。在此之后，每年两会我连续提出这两项提案（当然还有诸多提案）。真可谓政协委员“多说不白说” ， 2017年4月27日，全国人大法工委邀请我们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举行专题座谈，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立法问题进行协商，给出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经过各方多年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终于在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无疑，我的这一提案的产生，与苏叔阳有直接关联。

　　让常人难以企及的是，苏叔阳面对癌症病魔没有丝毫退却。2001年10月，因为癌症他的左肺上叶被切除。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癌症抗争的同时，依然笔耕不辍，新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诸多著作，创造了苏氏读本体。历史散文著作《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中国读本》《西藏读本》带来巨大影响。

　　苏叔阳以散文体样式撰写的《中国读本》，被译成15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1400多万册，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范例。近作《西藏读本》也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

　　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人民文学奖、乌金奖等。2012年5月16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向苏叔阳颁发了杰出成就贡献奖。2016年11月17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筹备仪式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丛书发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苏叔阳获得“大国非遗工匠文化大使” 。

　　2017年七八月间，朋友告诉我苏叔阳住进北京军区陆军总院了。我立即拨去电话，他很坦然，说这次是得了直肠癌，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他不想做了。我在电话里宽慰了几句，相信他一定会再次战胜病魔。

　　但是，朋友告诉我，一般人并不知道《中国读本》所得280万元稿酬被他悉数捐给了西藏，再度发现自己患了直肠癌时，他已囊中空空如也。我的内心无比震惊。我立即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打去电话，介绍了苏叔阳的困境，希望中国作协对这名老会员伸出援助之手。2017年中秋节前夕，钱小芊书记委派阎晶明代表中国作协看望苏叔阳，并送去慰问款。得知北京电影制片厂归属中影集团， 2017年10月10日中午我给中影集团党委书记焦宏奋打去电话，告知苏叔阳病情和面临的困难，随后发去苏叔阳地址和联系电话，焦宏奋随即发来短信：“收到。马上安排人看望。谢谢。 ”中影集团当即派人看望并送去慰问金。苏叔阳对自己的困境却不事声张，若不是我们介入，他宁肯自己承受。我当时建议他给铁凝主席写一封信，反映一下他真实的困境，但不知他是否采纳了我的建议。

　　2019年7月16日晚间，苏叔阳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唯愿他的苏氏读本体和等身著作像涓涓细流，滋养读者心田。一路走好，苏叔阳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