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在京求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众多老师中，我认识彭兰先生相对较晚。但彭先生第一次给我们讲高适诗，我们就已经从她吟诵古诗的节奏、讲解诗歌时所流露出的激情，感受到她身上所特有的诗人气质。跟彭先生聊多了，才知道她的家学渊源。
彭兰先生的父亲是清代进士，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的熏陶，彭先生从小就学书作诗。由于父亲早逝，她很小就随舅舅读私塾。一次舅舅随口出了个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 ，当时年仅九岁的彭先生不假思索当即对出“对局相争一盘棋”的下联，显示出超人的文学天赋，赢得舅舅连声称赞。彭先生对古典诗词极有悟性，少年时便写得一手好诗。后来我曾读到彭先生的几首诗作，其中《月夜抒怀三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清辉依旧透窗纱，往事回想梦里花。国破家亡人散尽，亲朋姐弟各天涯。 ”“万里河山半劫灰，婵娟含恨且低回。三更数尽难成梦，恍惚遥闻画角哀。 ”“江汉奔涛犹滚滚，英雄儿女恨填膺。冲冠怒发驱强寇，四亿中华庆再生。 ”诗中既浸透着诗人对国破家亡的凄楚哀恨，又流露出巾帼不让须眉、驱逐强虏的悲壮豪情。
抗日战争时期，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彭先生为继续求学，变卖家产，只身随母亲前往西南联大。不幸的是，母亲于途中患病，当时正值日本飞机的连日轰炸，医护人员都躲进了防空洞，年仅20岁的彭先生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躺在病床上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病逝。此后，彭先生一直被困在沦陷区，两年后才有机会逃离，辗转来到位于叙永的西南联大分校，后又转入昆明西南联大本部。彭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新青年一样，积极投身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曾担任西南联大湖北同乡会主席，并经常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对沦陷家乡的深切怀念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这一点深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的赏识。特别当闻一多先生得知彭先生父母双亡的悲惨身世，对彭先生更是疼爱有加，收其为干女儿。彭先生自己也把闻一多当作父亲一样看待。
彭兰先生与闻一多的这段往事，她很少主动向人提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彭先生不想借与闻一多先生一家的这种特殊关系而博人眼球，同时也是刻意避免以闻一多干女儿身份提高自己学术地位之嫌。尽管如此，课上课下，彭兰先生每每引述闻一多先生对某一文学现象的看法或见解，我们仍可真切地感受到彭兰先生对闻一多先生由衷的仰慕与尊重。这些年，我总是在想，像彭先生这一代这样低调谦虚平实的为人风范，在如今浮躁奢华夸张的社会风气中，已成凤毛麟角，更不是那些所谓“教授”“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上学期间，曾闻彭先生与张世英先生结为伉俪是由闻一多先生介绍并为其主婚的。与彭先生熟识之后，曾向彭先生求证，才知所传有误。写此文时，我又特地与彭、张两位先生的长子张晓岚确认，得知彭先生与张先生其实是在西南联大的湖北同乡会上相识的。其时，彭先生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颇得闻一多、浦江清、罗庸、朱自清等先生赏识，而学哲学的张先生也对古典诗词饶有兴趣，常与彭先生唱和往来。一来二去，两人由诗而结为情侣。可以说，“诗”在彭先生和张先生的关系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张先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坦白” ，当时的他并不像彭先生那样具有新青年式的激进，而更属于一心躲在“象牙塔”中做学问的青年学俊。与彭先生确定恋爱关系以后，张先生曾特地与彭先生一起拜见闻一多先生，接受了闻先生“准岳父”式的“面试”长谈。由此可见当初闻先生对彭先生的关爱的确犹如父亲对女儿一般。此后，在闻一多与彭兰先生的共同影响下，张世英先生终于走出了“象牙宝塔” ，也与彭先生一起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们在昆明结婚时，闻一多先生担任彭先生的主婚人，冯文潜先生担任张先生的主婚人，而汤用彤先生则为证婚人。这一场号称“文学与哲学联姻”的婚礼，其证婚与主婚三人皆为现代学术界一顶一的大家！
彭先生和张先生婚后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就住在闻一多先生家中。后来，两人一起离开昆明前往武汉任教，就在他们离开昆明不久，闻一多先生惨遭杀害。此事让彭先生与张先生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痛。上世纪50年代初，张先生和彭先生又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北大教学生涯。彭先生与张先生的这段佳话，我是近些年才陆陆续续了解到的，但在当年与彭先生、张先生点点滴滴的接触中，我总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依恋。
彭先生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高岑诗研究” ，但她那平易近人、热情爽快的性格，使她与学生间很容易地建立起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还时常邀请学生去她家做客。那时的师生关系真的十分单纯融洽。拜访老师既不需要收到老师的邀请也不需要事先预约，都是直接找上门去。话说回来，那个年代电话还是奢侈品，只有高干、名教授家才配备有电话。这样也有好处，就是任何时候有了问题想去向老师请教，只要师生关系好，随时都可登门拜访。那时的老师也有下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互动的传统。我记得陈贻焮、袁行霈、陈铁民、周先慎等先生就都曾来到77级中文系学生居住的32楼看望学生。我来自外地，在北京除了同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亲友。彭先生对学生的热情与关心总能使我感到温暖与信任。每当遇到问题，我都很愿意首先向彭先生请教。这样，我也就成了彭先生家中的一位常客。
读研一的下半年，系里安排彭兰先生给我们几位古代文学研究生开设“汉乐府研究”专题课。开课前，系里告诉我们，由于彭先生身体不好，腿脚不便，要我们去彭先生家上课。第一次上课，就发现彭先生比当年上“高岑诗研究”时的身体更差了。她坐在椅子上，腿上还盖着一条毯子，似乎有些疲惫。尽管如此，一开讲，彭先生立刻精神大振，吟诵起汉乐府的声调、魅力不亚于当年。
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曾在中关园42号公寓岳父家住过一段，那段时间里常在小区与住在43号公寓的彭先生与张先生碰面。有时也带着女儿去彭先生家做客，因此跟张世英先生也熟悉起来。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一次，张世英先生黑格尔戏剧理论的文章在中戏的学报刊登后引起了系里几位教授的重视。当他们得知张先生的文章是我转交过来的，就找我商量能否邀请张先生为中戏师生做一次黑格尔戏剧理论的专题讲座。我知道张先生是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平时科研教学任务繁重，我只答应可以去试试。当天下午我去彭先生家时，张先生不在。我就请彭先生转告张先生能否拨冗给中戏师生作个讲座。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就得到了张先生肯定的答复。到了上课那天，中戏派专车及系秘书到彭先生家来接张先生。那天，我本也应该去学校听张先生的讲座，偏巧孩子生病，只好留在家里。接张先生的车走了不到一小时，系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负责此事的系领导出差了，临走前忘记跟学校安排讲座的事，既没通知学生，也没安排教室。我一听，头都炸了，这叫什么事啊！我请系秘书马上联系校车队派车送张先生回家，可被告知学校的车都在外面，一时回不来，只能按系里原定的时间派车。半小时后，另一位系领导也给我打电话，要我当天务必代表学校先给张先生赔个不是，第二天系领导会登门亲自道歉。放下电话，趁着张先生还被“困”在我们系的当口，我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彭先生家，请求彭先生等张先生回来时，一定先给张先生消消气。彭先生见我真的急了，马上宽慰我说，你放心，发生这样的事的确不好，但这不是你的错，张先生一定不会怪你的。当晚，我一进彭先生家门，张先生就笑眯眯地接待了我，没等我开口道歉便说，今天我在你们系上了一堂物价课。原来张先生在系办公室等车的时候，系秘书和几个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抱怨物价。张先生打趣说，以前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些事，今天倒是难得有机会体恤了一下民情。张先生的玩笑话让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我知道，这得归功于彭先生的劝说。否则的话，让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系办公室干坐两个多小时，尽听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怎么可能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开玩笑呢。稍后，张先生请我转告我们系领导不必来了，但彭先生认为这样对我不好，所以最后张先生还是答应见一面。我离开时，彭先生悄悄叮嘱我，你们系领导来给张先生道歉时，你最好别在场，否则，会让你的领导难堪的。彭先生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
对我来说，彭先生的的确确不仅是学业上让我十分尊敬的良师，而且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位可以信赖、托付的引导者。此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总是会按照彭先生教我的去做，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