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进入小说的方式

　　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出版后，受到高度关注，为他赢得国际声誉。 《耻》获得1999年布克奖，该奖评委会主席杰拉尔德·考夫曼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千年之书，因为它将要带着我们走过20世纪，进入一个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源动力将从西欧转出。 ”有媒体称：“ 《耻》也许是布克奖十年中最好的一部小说。 ” 2006年英国《卫报》对英联邦和爱尔兰1980至2005年间出版的所有小说进行遴选， 《耻》被选为最好的小说。

　　然而，这部“最好的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争议。争议来自小说里那种令人不安的特质，它触及了白人和黑人的紧张关系。批评者指责库切在国家进入后种族隔离时代，刻意表现社会的衰退、道德的解体、国家结构的支离破碎。这类批评者过于看重《耻》的政治寓言性，采取的是“政治肖像”的阅读方式。库切对别人如何解读他的小说一向沉默，自己也从不对作品说明什么，因为他要表达的都在小说中。他最清楚，好小说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可是这一次，他对小说被政治解读很反感，说“真不明白它们与我的书有什么关系” 。

　　作为读者，我对《耻》的阅读兴趣，与南非现实无关。我对小说的判断，立足于小说中人物个体，小说中的任何叙事，包括政治和社会元素，都服从于生命表达。在阅读中，我只关心那个戴维·卢里教授，一个富于知性的人在52岁那年的遭遇，他的遭遇怎样成为生命的节点，在生命节点他纠结着什么，纠结对他的生活态度、信念坚守产生哪些深刻影响等等。基于这种阅读方式，我把《耻》看作是一本关于生命尊严的小说。

　　卢里遇到两件大事

　　52岁这年，卢里遇到的第一件大事，让他失去教职、失去名誉，失去原有的所有光鲜，剩下的唯有尊严，而这尊严又带有自我妄想色彩：他与自己的女学生梅拉妮发生艳遇。被发现后，校方想保护他，尽量免予解雇处罚，但需要他悔过，发表一个道歉声明。卢里却觉得忏悔、道歉是无法承受的耻辱，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死活不忏悔。他告诉调查委员们：见到梅拉妮，他变了一个人，“我成了爱欲的仆人” 。但委员们似乎听不懂他的潜台词：我不忏悔，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爱欲。

　　卢里来到女儿露茜的小农场，遇到了第二件大事，让他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精神煎熬，生命尊严险些被颠覆。与露茜生活在一起，卢里才发现女儿和他不同，彼此交流困难，他有断裂感。在他尽力了解女儿也渴望女儿理解他时，突发暴力事件：三个黑人闯进他们的家，轮奸了露茜，抢走了汽车。遭遇黑人伤害的正常反应是报警、捉拿施暴者，可是露茜沉默，特别是在发现自己怀孕，发现施暴者中的那个男孩子就在身边时，她仍然不让报警，理由是：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他们这是来讨债、收税的。她不报警，不离开，还要嫁给黑人雇工佩特鲁斯，这就是露茜的“自虐政治” 。她在为南非曾经的种族隔离承受苦果。在南非，正是这一点触动了社会的敏感，引发非议。但其实作为小说，这不过是为卢里直面生命问题提供一个背景和情境而已。

　　尊严的困局

　　最让卢里震撼的，不是暴力，而是女儿的忍辱含垢。从此，女儿像狗一样，没有尊严地活着，这对于一个向来视尊严为生命的父亲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他不得不重新拷问自己坚守的尊严，拷问无疑痛苦，却躲不开，这是他52岁那年必过的坎。这是前后两个事件引导出的精神果实，也是小说的结构力量所在。第一个事件为卢里的尊严表达设置了极致情境，他环绕天性的维度确立自己的存在，所以他身在危机中，内心却独立、高傲和优越；第二个事件为卢里的尊严设下困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生命尊严不堪一击，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卢里教授，从农场回到城里时，耳朵破、头发长、衣领皱，看上去像个缩头乌龟。然而，他没有垮掉，他焦灼、挣扎、调整，寻求精神突围。

　　这部小说叙事简洁，叙事有速度，快节奏中似乎无法让卢里进行精神反思，所以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认为：小说中，卢里根本不是作为被省察的心灵存在。当读到第二十章时，我断定詹姆斯·伍德说的并不准确。在最后五章里，我被带入卢里的灵魂，他孤独无助，唯一陪伴他的是自己清醒而活跃的思维。他的思索触角从自己的尊严、露茜的人生，延伸到生命后期的苦涩。他正在构思和写作中的歌剧，是他内心的外化。剧中的特蕾莎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拯救他的人。拜伦死去后，特蕾莎守着他的信件和遗物等待着他的归来，她不怕别人的耻笑，她永怀希望，她才永远不死。卢里发现，经历过的那些女人让他受益匪浅，对她们心怀感恩，因为在他孤独时，她们使他有了想象的资源。孤独中的想象虽然虚幻，但闪着希望的光亮。

　　遁入还是超越

　　初读小说，我有一种感觉：卢里对生命尊严动摇了，小说的张力就在这里。去见梅拉妮的父母，他的到来让梅拉妮的父亲感叹“强者坠落如此境地” 。事发时，那个卢里教授可是一身傲骨，除了喜欢的梅拉妮，别人他都不放在眼里。还有，小说结尾，他尽力与女儿和解；以平和的心态，从容地给小猫和小狗实施安乐死。他接受重塑，和女儿一样，遁入宿命。那是生命尊严坚守者的宿命。

　　如此理解，也不尽然。因为重读后发现，小说在回暖、缓解、平和中结束，这也是我无意识中期待的。放下虚构的特蕾莎不说，在现实中，卢里唯一的情感依赖是女儿。小说结尾之前，父女间的交流不畅，让我心堵，甚至紧张不安，我期望父女和谐、彼此理解，然后灵魂相依，一起去对付冰冷的现实。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评价库切：“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库切是一个知性很强的作家，他对自己的意图深藏不露，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他对进到作品深处的入口有暗示，只看读者能不能发现。

　　在决定卢里的教职去留的听证会上，主持人马塔贝恩教授的原则和宽容，在卢里的咄咄逼人的映衬下，给我留下印象。有评论说，马塔贝恩是小说的真正启蒙者，我非常认同。他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卢里不受伤害，又坚持原则。他的宽容，显示出一个知性的人在复杂现实面前的智慧和高贵。最后的卢里，倒有几分马塔贝恩的气质和风度了，对女儿、对现实一切都宽容了。宽容不是丢掉尊严，而是对尊严的超越，对宿命的超越。特蕾莎就超越了尊严，所以她才成为他危机时的精神伴侣。特蕾莎的意义，似乎是对小说意图的隐性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