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今著《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有评论认为，此书体现了作者“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必将成为海派小说研究的“一个必然的起点”。（黄忠来、杨迎平：《评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 ）近20年过去了，该书已经成为海派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必读书，也成为了供诸多研究者参考并与之进行学术对话的对象。最近，《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修订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将其近年来对海派文学的最新思考融入其中，并结合新见史料，对初版本进行了全面修订，使全书的结构更为紧凑，叙述更加简练，呈现出新的学术气象，值得关注。

　　关于《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修订版）的学术路径与主要内容，正如学者吴福辉在为该书初版本所作序言中所总结的，作者精准地在吴福辉的海派小说研究与学者解志熙对唯美颓废派文学的研究之间找到了切入口和学术生长点，对海派小说的文学理论、海派文化的西方思想渊源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发掘了新感觉派作家参与“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等新史料，此外还对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是对海派文学研究的有力推进。

　　从整体来看，新感觉派是该书研究的重点。例如，在对新感觉派的文学创作与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文化之关系的讨论中，作者在书中以两章的篇幅集中论述了新感觉派与电影这一“先锋艺术”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电影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个别的手段和技巧，而是涉及题材内容以及现代小说的整体范式带有根本性变化的某些方面，显示了20世纪现代小说艺术实验和发展的一种趋向，而成为现代小说发展中带有标识性的一个重要文体现象”。这一论述揭示了新感觉派作家们“引电影入小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所形成的重要影响，具有开创性意义。作者以穆时英的《Craven“A”》与刘呐鸥的《礼仪与卫生》《游戏》《赤道下》等小说为例，详细说明了电影的拍摄技法、银幕形象、“看与被看”的视觉结构等内容如何被新感觉派作家们吸收转化成为极具先锋气息的文学作品。这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具有启发性，对日后研究者围绕“新感觉派与电影”这一课题展开的研究多有助力。另外，《海派与现代都市文化》（修订版）对于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也有准确把握。作者认为，新感觉派在上世纪30年代文坛采取了一种最“先锋”的姿态，他们对于左翼文学的认识和接受也基于先锋艺术的立场。换言之，左翼倾向恰恰是新感觉派“先锋性”的表现之一。近年来，有学者在论及中国左翼文学与欧洲现代左翼文艺渊源的时候，通过深入探究新感觉派的左翼文学译介实践，进一步夯实了上述论断。

　　虽然旧作难以重写，但作者仍将“自己逐渐澄明的一些观点”渗透到了该修订版中，收到了“修旧如新”的效果。在修订版中，作者在肯定海派作家对日常生活世俗性的书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的同时，还将其置于20世纪兴起的“日常生活批判与建设”哲学思潮之中进行审视。作者简洁明晰地梳理了20世纪西方哲学对人类日常生活领域的思考与批判脉络，并强调了阿格妮丝·赫勒、列斐伏尔、卡莱尔·柯西克、德·赛托等人借助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日常生活异化现象的批判。与左翼作家通过书写日常生活来服务政治革命不同，海派作家“为生存而生存的立场和意识，并把日常生活的内容及其一般生存图式看作个人生活的不变内容，是人类历史的世俗基础和常量部分”，这成为了海派文学独特的精神特征。然而，也正因此，作者认为海派作家虽然能揭示现代日常生活的异化与物化问题，但他们的创作“缺乏确定的提升日常生活的指引目标”。换言之，海派作家对日常生活之世俗性的书写固然入木三分，但对于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海派作家仅止于书写与揭露，却并没有在形而上的层面深度探索，以探求其救赎之道。与初版本相比较，作者从日常生活伦理批判的维度对海派文学乃至海派文化进行哲学性反思，既为理解海派文学与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更使得该书在理论思辨层面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深化。

　　解志熙曾从学术史的视角指出了该书的学术贡献，即“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我以为李今这本著作最值得重视的学术贡献，是她对海派小说以至于海派文化的两面性或矛盾性的深入抉发，这无疑标志着海派研究在经历‘平反发覆’‘正名加封’和新的‘一边倒’好评之后，已步入可以平心而论、辨正分析的新阶段”，可谓至论。如今，借《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修订版）的出版，作者将自己最近20年来对海派小说与文化的持续思考与最新收获呈现给学术界，于己可谓回归初心，于公实则嘉惠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