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器》封面上有两句题词：“沐东风而后知春浓，观长剑而后识器重”，是我从《文心雕龙》化来的，不少专家给予高度肯定，说它是本书之魂。句中的东风、长剑，其实是中国两种导弹武器的型号，前者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中国的热词，后者出自我的《大国长剑》一书。作为一位军旅作家，我写了27部书，600万字，也许就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贡献、留下这个词，一个叫长剑的武器型号。因为书经不经得起岁月的淘洗，最终留下来，还得且说。
《大国重器》是我四十四年军旅生涯非虚构军事题材的封刀之作。当初写这部书，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坐标，努力追求中国风格和气派。
我以为，军旅文学叙述中国故事，诠释的是中国精神，应写成中国梦的国民读本，更应张扬一种中国风格与气派。尤其是承载着强军、强国梦的故事，最能体现中国正大气象，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学有高原而无高峰的问题。同样，借着中国气派和风格的文学，也才能走向世界。
我对中国气派与风格的觉醒与意识，源自写青藏铁路的《东方哈达》一书。彼时，我刚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鲁3”结业，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连续四年在青藏铁路上的采访工程将近尾声。这是我最后一次对这个世界上难度最大的工程进行采访。那天清晨，我乘坐列车驶往格尔木之时，昆仑山将近，突然有一列下行列车迎面驶来，与我坐的列车擦肩而过。坐在车窗前眺望，一个激灵掠过，青藏铁路一书的构思跃然而出，以上行、下行列车线性来写作《东方哈达》 ，上行列车写修路的故事，从北京仰望昆仑，一站一站地修至拉萨；下行列车则是吐蕃与汉民族1300多年时空中，由地理上的对峙、战争、杀戮直至和亲的融合之路。万里青藏，香草美人，寒山冰雪，辽远艽野，天边一片宗教之蓝，经幡如彩云，如此繁复的历史视窗，却因为有了文本的创新，而目驰八荒、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中国气派和风格的探索，因有了将铁路想象悬挂于唐古拉和昆仑山上的哈达隐喻，标识和图腾于焉，境界从此大开，便可以捭阖古今，直抵历史纵深，再回到现实之中，宽幅面地展布。于是，从文本结构到文学叙事，皆有一种浓烈中国风在吹荡，气韵沉雄于文本底气。最早刊发此书的《中国作家》原副主编萧立军先生当时断言： 《东方哈达》别开生面，文本创新意识极强，较好地解决了“国家工程不好看，好人好事表扬稿”的问题，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这是我创作生涯中一部浴火重生之作，因了追寻中国气派与叙事，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心驰艽野，八面来风的从容与自信。
何为中国气派？那就是上古的正大气象。远可以溯春秋骑士之风、贵族风度，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底蕴，还有韵律铿锵，想象诡谲的国风原心，太史公的春秋笔法，犹如一口深深的人类精神之井、思想之泉，令中国作家淘之不竭，取之不尽。
然，检视当下的某些中国文学，离中国气派渐远，亦鲜有中国文学经典境界，原因何在，在于我们皆迷失于物欲横流之中，咀嚼那点小感情、小风月、小世界、小碎片，故将文学的自我，迷失于历史与时代的深谷之中。
伫立于历史的看台上，遥望百年中国，五四运动催生了新文化运动，那时曾有一炬篝火，西风掠过，卷起烈焰万丈，但也擎起一种弑父的剑戟，划达天穹，刺向中国古汉语、古代文学的咽喉。那批五四文化的大将们以夷为师，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高扬科学民主之旗，掀起白话运动，向上下五千年的之乎者也告别。白旆央央，情绪最激荡时，将一把激进文化运动的火炬，扔进几千年文明建筑起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宫殿，付之一炬。于是，五千年长河文化魂脐带被一刀剪断，古典高贵的古汉语像泼脏水一样，将中国文学之魂，连同婴儿一样，一并倒了出去。从此，上古时代中国气象不再，古汉语之古典、雅正、洗练之美尽失，唐诗、宋词的平仄押韵节奏之美崩溃。一夜之间，中国文学被完全欧化，变成一个个、一段段，一篇篇繁复、冗杂、累赘的长语、长句、长文，毫无精粹之感。由此而来，中国文学失去了本色，迷失了自己，完全找不到北。太史公的经典细节，唐传奇简约之美，元杂剧的一咏三叹，明话本章回小说大俗大雅，《金瓶梅》浮世绘群雕，还有《红楼梦》高古之美，皆流失了，使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标准欧化，显得无文，无神，成了一条无源无水的干涸河床。毋庸置疑，倘若传统文化缺席，创新便无根、无魂，同样，没有道统和法度可依，遑论中国气派、风格与精神。纵使那些走向世界前沿的文学，至多也是拾人牙慧，或者也只是西方某种文学流派爆炸的翻版。文学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最辉煌无比，亦有阴霾锁城的时代，财富丰沛，文化多元。三十年间，中国作家生得其时，此为一个催生伟大文学的时代，但全球化的浪潮，奇迹与怪事咄咄，令想象贫瘠的中国作家，感受到了真实大于想象的骇然。欲望化和碎片化的多元诉求，却令许多作家在战栗、悸动或迷失自我，无法驾驭时代，无法找回自己，更无法把控文学，故使得本可以诞生一部部伟大史诗的时代，陷落于有高原而无高峰的尴尬与窘迫，特别是军旅文学不能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次第由盛而衰，从主流喧嚣渐次走向边缘与寂静。
热闹何其之幸，寂寞夫复不幸？ ！其实，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寂然何尝不好！退步园中，蛰伏书斋。拉开距离来观察社会。寂寥时刻，可以反思过去，瞄准未来，重新归零，再整装待发，更好地吮吸中国古典文学菁华。
窃以为，讲述中国故事，凸现中国文心的精神、气派和风格，中国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任重道远。必须回归文史哲的高地，寻找中国古典文学高贵之境，深淘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哲学思想之井，以中国化的叙事风格和语言，通天心，接天气，将平民百姓举过自己的头顶，以人为上，以人性为圆心，写真性情、真实感，说真话，以一缕缕人性的温馨阳光，照亮灵魂的皱褶，以真正的中国风格和气派，经营好自己古方块字的文学世界。将每个汉字当作一兵一卒、一车一炮来运筹，注重谋篇布局，排兵布阵。转瞬之间，旌旗猎猎，虎帐辕门，沙场秋点兵，提升词格之美，结构变幻之美，寻求文本诡谲多姿，句式变幻无穷，寻法道统，重拾古汉语抑扬顿挫的音韵之美，努力追寻古诗词的简洁平白之美，使自己的文章更加老到，文字更老辣，氤氲文化氛围，其神看谈世事，其文淡泊人生，诙谐往事，并藏无尽的禅机。
我对中国文学道统与气派的追寻、回归，始于《东方哈达》 ，从此步入自觉之境。2008年年初，抗冰雪之作《冰冷血热》 ，其文本意识愈加自觉，两条线索穿插进行，正写军民抗冰雪之战，推土机般的正面推进，侧写读大三的女儿回昆明老家，阻于夜郎国中，车阻冰山马不前，令我在北京城里好生牵挂，一主一副，一则气吞楚山云象，一则遥念黔地冰寒。那种寻求文本创新与变脸之法，让叙事风光占尽，表现不俗，中国文学的气派呼之欲出，为此荣获中国优秀出版物特别奖。
然而，仅仅是初试啼声，我知道走向叙事文学的中国气派之途，路途修远，唯有上下求索，上达上古之正大气象，向下则伸向浩阔莽原，民间闾巷。这路标就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穆旦、萧红及汪曾祺等一批“五四”之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既有世界文学的前沿意识，更有中国古典文学文心和原境界的高贵、典雅、洗炼和韵律之美，这才是真正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坐标与参照。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任山水中神游。写西电东送的《国家负荷》时，我一直在高科技与诗性书写两难摇摆中，难寻皈归。一次，出版社老总请客，三盏两杯下肚。微醺时，两组具有中国阴阳五行的符号和咒语掠过脑际：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阴阳正负，前者乃生电之说，后者为网架之织，由此结构一部非虚构之书，满盘皆活，活色鲜香兼具，真正领略到了一种塔高四面风来的怡然。
步入中国气派的叙述之境，在写国家电网青藏联网《雪域飞虹》文学路上，我用的是正极与负极，结构全书；还有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浴火重生》，则是四个普通家庭四代人的命运，与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和江山社稷，与国运相连；至于“一带一路”大中国情结的《于阗王子》，源自山东兖州兴隆塔的盗塔事件，故书的结构便是十三级塔层结构；而到了写拉萨八廓古城改造《坛城》时，完全进入了自由飞翔之境，以大昭寺为坛城，八廓古城的兀自而立千年，城是不朽的，而生活在城中的苍生百姓却命运沉浮，遇世而变。在叙述这座古城、高城、净城故事时，结构此书，我采取的是转经线路，回环闭合和开放结构，即以大小昭寺转经之内廊、外廊和八廓街的中转，林廓路大转的形式，四条转经道，将历史与现实、远古与当下，一转皆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云拿云，时代风雨反覆翻转之中，人的命运却跌宕起伏。
而具体文学语言的叙事上，我开始大踏步回溯，回溯到古汉语的神髓，雅正、高古、简洁、准确和音乐之上。我想到晚明小品，空蒙、性灵、禅意、洗炼高雅之美，想到《金瓶梅》的浮世绘的史诗风采，《红楼梦》的高雅诗意，说易亦易，说难则难。然，治大作如烹小鲜。大作好写，犹如长江黄河，烟波浩渺，惊涛拍岸，气吞山河。可匠人好为黄钟大吕状，极易唬人。而短文难为，形似小石潭秋水，清澈剔透，鱼翔浅底，池边生兰芷，水中若长杂草，一览无余。作家功力之深与浅，文笔老辣与稚嫩，寥寥数语，便可测试出来。因此，吟物显志，叹事成理，写人立传，切入角度要巧，叙述向度更宜摇曳多姿，惟有颇具思想穿透力，并将沉淀诗意叙事，最终才会有文化的韵味，凸现出中国气派。
千山独幽径，最后的终点，还得回到城郭，走进大衢闾巷，写出苍生的世相之美。那就是瞄准人物、人性，人情和命运的落点。把文学的视角聚焦到了人生、命运和未来上。甚至是牺牲与死亡、荣誉与尊严。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怆，写命运之舛。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命运之上。
文学的靶心始终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小人物，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但决不等于是表扬稿，小人物自有小人物挣扎的尊严、友情、爱情的温馨和人情的悲悯与感动。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长袖广舞的从容、自信，以及时代漩涡之中的艰辛、艰难、悲哀和悲恸，甚至难言之隐。但是，唯有小人物，才是文学书写的永恒坐标。我写作非虚构作品时，尝试探索到了一个屡战屡胜的宝典：伟人平民化，平民伟人化，名人传奇化。并屡试不爽。
我们时代和社会，正朝“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刻渐行渐近。然，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之梦，构成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青史断章；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底色。唯有小人物的圆梦之旅一帆风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出彩。唯有基层官兵圆梦之旅精彩生动，强国梦、强军梦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因此，我在《大国重器》中，尽管也不乏为至尊伟人青史留名，但却将激荡人心的笔触对准小人物。放低作家的身段，心怀敬畏，将凡人举过头顶，淘一口深深的军事文学之井、世相之井、人性之井、情感之井，舀出一桶桶清纯之水，或重彩粉彩抒写，或泼墨大写意，或工笔细绘，或白描勾勒，写出普通小人物在圆中华复兴之梦、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生存、尊严、牺牲、荣誉，以及生命的代价与崇高。苦辣酸甜里有民族的正气歌，欢乐忧伤中有国家的无韵离骚。
对于非虚构写作，世相之美的核心是细节之美。《史记》千百年被奉为民族的信史与文学圭臬，它的最精彩之处，并不仅仅是春秋笔法、一个个波澜壮阔场面、画面，更是一个个珍珠般串起来经典细节。细节的经典，使其刻画人物个个顶天立地，性格各异，呼之欲出，令人过目不忘，千古咏叹。人们可以忘记作者，忘记篇名，却忘不了文中的人物，这就是非虚构文学细节的魅力。然而，当下有不少非虚构作品却忽略情节和细节，更遑论精彩经典的细节。厚厚一大本，茫茫然一片白，事事苍苍，独不见人，或见景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神。代入感很差，甚至不忍卒读。因了没有人、人的命运和情感，更鲜见在时代大变局之世事展开，人的精彩故事消失得无影无踪。疏于写人，不重于写事。莽莽荡荡，云山雾雨，见雾不见景，见山不见峰，见物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神。有些作品，串场匆匆走过的人物成百上千，且很多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却难留身影、倒影，恣意铺陈，或大而无当，或仅为过场，粉墨登场，情景和细节且一笔掠过，没有真正的故事、情节、细节的支撑和展开，皆流于空乏。人隐于事后，物突于人前，没有了舞台，没有精彩的中国故事，世事难开，因此，非虚构文学化、细节化、经典化，其实就是人的世相之美。
对于世相之井、人性之井和情感之井的深淘，关键是要有一种精神的照亮，写出中国气派和风格的精神境界和海拔。我觉得当下文学写作，尤其是国家叙事和军队叙事，并不缺技巧、语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最缺的是精神品质、缺的是一个作家在大时代之中的站位和姿势。我们将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来展现新史诗。文学的最高精神品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通俗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海拔。
我们这个社会，欲望诉求多元，有些人什么也不信，心无偶像与理想，没有信仰，只信拜物教。挥霍无度，因了没有信仰，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精神的溃烂。中国气派和风格的写作，在面对真实、奇迹、芸芸众生时，必须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穿透和照亮，这将测试和检阅一个作家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和功力。面对这样一个转型的社会，作家视野、视角和精神的穿透力尤为重要，能不能有更高更新更深哲学和历史的视角，有独到发现和照亮，能不能有新的文学美学元素来诠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与人生，构成了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神品质，更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叙事表情和文学品相。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面对难予预测的人生命运，对作家的认知力、感知力、叙事力、思想力、思辨力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学作品特别是重大题材作品关乎家国情怀，具有前沿精神，能够站在人类良知的底线上，站在文学和人性的维度上，揭示真相，鞭挞时弊，照亮迷茫，驱散怅然和黑暗，以一双温柔之手触摸灵魂的皱褶，更重要的是能预见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发展轨迹。
因此，在我看来，文学的最高之境，其实就是宗教之境。我要感谢二十次进藏的经历，在一个主旋律作家书写的背后，又赐予了一个庞大的哲学、历史和宗教体系。故在我完成了军队和国家的主体叙事后边，我还写了《麦克马洪线》 《雪域飞虹》 《坛城》《梵香》 ，特别是创作《经幡》时，一步一步走过空花大道，雪尘掩没，历史界碑何处？我爬上一座座神山垭口，漠风正猎，灰头雁掠过天空，经幡随风飘荡，不停地祈祷天语。冥冥之中，那些传奇的、凄美的神话故事，从神性般的雪域，裹挟一股历史文化和风俗宗教之风，向我袭来，在我的前方形成一个强大的道场，感应、感染、震撼着我。于是，拉萨城、江孜城贵族之家的每片瓦砾、每块铺石，门前每对雪狮的纹理，一一清晰凸现出来。三十载西藏高原的阅读、行走与研究， 《经幡》藤上之果，瓜熟蒂落了。
我浸沉于大卫·妮尔、刘曼卿和五世热振仁波切的叙述之河里，去路苍茫，来时何处？香草美人，马蹄声碎，空山落雪，一袭藏式皮袍在身，膻味四溢。封疆大吏、达官贵人、巨贾商贩、盗贼响马、活佛尼姑、转世灵童皆消失了，狂雪荡洗之后，不留一点痕迹。唯有刘曼卿、大卫·妮尔或策马，或徒步，走过青藏高原，羸弱身影和动人传奇于风雪之中兀然而立。还有五世热振被杀时，声震拉萨天空的惨叫，久久不绝。故旧新交，陈年旧痕，一场心灵、诗性和神性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开始。由物观景，由情达心，由人入史，一个个被复活了，从苍苍茫茫一片白，走到了读者面前，不作臧否，不作评判。最终随经幡拂动，六字真言呢喃，天风四起，顺着天梯直上云端，入宗教之大千世界。
十年一觉燕山雪，秋去雪落，冬去春来，披阅数月，增删几遍，《经幡》出版了，是我继《麦克马洪线》 《东方哈达》 《雪域飞虹》 《玛吉阿米》 《坛城》等之后的第六部关于西藏之书，构成了我写导弹文学之外的又一翼。战争与和平，导弹与经幡，东风吹起，比翼双飞，送我入文学之天空。然，涅槃轮回，万物皆空，好一个放下与安静。心中升腾的是一种敬畏，对神山圣湖、天地人心的敬畏之情。之后，便是经幡飘过，风诉天语，祈佑天下安、苍生好，你和我，皆安。
对于长期从事非虚构写作，特别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我来说，退休之后，对于军队和国家叙事的书写，就要划下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了。之前《经幡》之书回昆明东方书店分店，也正是想人生归零，文学归零，一如我十六岁一样，六十岁再从昆明重整行装，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深深地淘一口新史诗的世相之井、命运之井、情感之井、精神之井、文学之井。
经国文章，千秋之事，华章宜待秋水洗。秋草黄，霜风白露，一壶浊酒万事休。沉醉之后，看秋山红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窃以为，唯有襟怀高大，境界才高，文章才好。秋水荡过的华章，才有神意，方有神性和诗意，最终化为宗教之境。
也许今生今世，我辈作家无法达到庄子、老子和太史公、苏东坡的古典文心之境，甚至难及徐渭、张岱、公安“三袁”等晚明作家的性灵之清，但因了有《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坐标，我们向中国气派与风格的追寻与跋涉，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