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总是说中国‘吃《红楼梦》饭’的有几百万人，实际上只有几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古典文学的跨界研究，真正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不超过20人。 ”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副研究员樊志斌这一番话有些调侃，道出了外界看待红学研究的一些误会，也道出了不同研究方法之间有很大的分野。4月19日至20日，由北京曹雪芹学会、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曹雪芹在西山”学术论坛：《红楼梦》程本、脂本及艺术研究专题座谈会在京举行，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朗，以及海峡两岸著名红学学者刘世德、胡文彬、张俊、张书才、段启明、黄一农、杜春耕、王润华、朱嘉雯等参加了研讨。据了解， 198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曾邀请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就两岸红学研究进行交流； 1991年，在大陆举办过海峡两岸红学家恳谈会； 2001年，举办过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红学研讨会。此后还未举办过主题集中、规模较大的交流。

　　本次研讨会上有较多关于《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版本研究目的的讨论。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红楼梦》版本主要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脂批本为底本的“脂本”体系，一类是以程甲本、程乙本为底本的“程本” （或称“程高本” ）体系。继1791年程甲本刊印、1792年程乙本刊印之后，抄本和程本同时流传，程甲本流传最广。20世纪20年代起，在胡适的考证和极力推崇下，程乙本《红楼梦》垄断市场近60年。此后，随着《红楼梦》早期抄本（即“脂本” ）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古王府本、戚序本等面世，程乙本的地位逐渐被取代。

　　关于程本、脂本孰优孰劣，是当前红学界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核心是探讨程乙本与庚辰本的优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俊长期从事《红楼梦》版本研究，在文字校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解读程乙本不应绕过程甲本。据他统计，近百年来，关于程甲、程乙本孰优孰劣的讨论有6个阶段。第一阶段，1921年胡适提出程乙是在程甲基础之上校改而成的， 1927年胡适又提出程乙远胜于程甲。第二阶段， 1953年作家出版社《红楼梦》出来后，俞平伯针对胡适的观点说程甲好于程乙。王佩璋提出观点“程乙越改越坏说” 。聂绀弩认为，程乙比程甲好。第三阶段，“文革”后期，周汝昌、吴世昌、魏绍昌把对程乙本的批判推向极致，周汝昌的反对带有个人意气，吴世昌的批评带有当时明显的政治因素，魏绍昌的文章如果去掉政治标签，是一篇很好的论文。第四阶段，“文革”以后，学界形成了思维定势：程甲改坏了脂本，程乙又改坏了程甲。第五阶段， 2011年程甲本刊行220周年、 2012年程乙本刊行220周年前后发表了一批文章，有代表性的是刘世德认为程乙缺点大于优点，失败大于成功。第六阶段，近年有学者把两版本全书进行了比对，认为程乙勘校的质量比程甲有较大提高。张俊从这些阶段中吸取经验得到启示，即解读程乙本有三个层次，第一，以程甲本为主要参照，要理清程乙本的异文，把程乙本独有的文字作为研究对象。第二，在这基础之上，如果举例程乙本的文字评议改得好坏的时候，引证的文字应该准确，而不应该用和其它版本相通的文字。程乙本不应该冒功，也不应背锅。第三，对程乙的功过进行客观地评议。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詹颂通过对近40年中国大陆学界《红楼梦》程高本研究的回顾，认为程高本并未淡出大陆学者的视野。据她介绍，学界对程高本基础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进一步完善细化；对程高本两位整理者及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有新的突破和认识，纠正了此前的一些错误认识；学界重估了程高本的价值，肯定它在《红楼梦》传播史上的巨大贡献；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她还提到，白先勇推崇的台湾桂冠出版社版《红楼梦》是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启功注释的程乙本的正文和校注，加上由临沂师专九名教师编的《红楼梦注评》的注评内容拼合而成。

　　近年关于《红楼梦》作者署名的问题屡被拿来讨论，它与评议版本也不无关系。“高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续写《红楼梦》。有的人痛骂高鹗，说高鹗续得怎么样，这种愤恨的心情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的味道？他们没好好去研究高鹗的生平，没有好好去研究程伟元的生平。 ”在中国红楼梦学术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文彬看来，目前红学研究中有“胶柱鼓瑟”和“深文周纳”的问题。他即将出版一本新书，要还《红楼梦》程高本的整理者程伟元一个符合历史的身份。胡文彬认为，程高本中有的情节不能衔接是因为程、高整理时做了“裁长补短”的工作。该本儿化音加得较多，不能“归罪”为程伟元和高鹗作了改动，胡文彬仔细查看在程本之前的版本，发现一些章节有更多的儿化音。他谈道，为了否定后40回的内容，出现了许多文章辱骂高鹗的人品，有些文章还出自老先生之手，把后40回的著作权“送”给高鹗。“原本是简单的学术逻辑的事情，却被所谓的学问家搅得一塌糊涂。 ”胡文彬说道。

　　“有抄本、有刻本，抄本里面有残缺的、有完整的，还有前人的批注，《红楼梦》的版本是复杂的问题，就必须进行复杂的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认为，《红楼梦》是文学遗产，现在流传下来的十几种抄本和印本都应该被保护、整理、校勘、注释，保留各个版本的原貌，而不应该把不同版本的内容重新组合，这样还会引起作者署名问题的争议。应该尽可能搞清楚各版本的问题，然后通过版本的研究，提醒人们从新的角度探讨《红楼梦》。段启明举例，甲戌本第三回回目是：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程本第三回回目是：托外甥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段启明说，收养二字触目惊心，这就反映在可能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中，林黛玉在贾府里的地位和处境。通过校对异文，曹雪芹写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处境的原意可能就更明确，对林黛玉的处境和心理就有新的理解。

　　“ 《红楼梦》启发大家对人生的思考，究竟人生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变化？这个大家族怎么就毁灭了？贾宝玉的一些很正当的追求怎么就不行？过去的解释是封建社会对人的安排就是这样，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再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就不走这条路？这里就要思考人性，他的本性在那个时代的冲击下有一些新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跟社会又是矛盾的，产生了这种痛苦。《红楼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读法，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读法，就是根据自己生活的经历的不同，可以对很多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版本研究最终还是要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校对和校勘的问题。 ”段启明说道。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最终是凭借理解不同文本的文学性来判断《红楼梦》版本优劣，版本的实际情况却未必如人料想的那样，版本研究也时常要警惕偏离学术。北京大学教授陈熙中有两个基本观点：是否是原文与文字好坏没有关系，曹雪芹在艺术上也会有缺点。他说所有的校注版本都声明“尽可能地恢复原文” ，但这只在局部可以做到。他更欣赏抄得比较差的版本，因为抄书人文化水平低，不会随便改动，那些抄错的字都能看得到。胡文彬认为，研究版本时应了解一些抄书的经过和出版的经验，一些学者对抄本所带来的问题的认识，是不了解历史的实际情况导致的。他说，清代朝鲜使臣写的《燕云录》里提到，抄书现场是一人持书本高声朗读，抄书人伏案抄写，不少工人、服务员下班以后来抄书，读书人念时会操各地方言，抄书人凭读音抄书字会有许多听错的地方。另一种情况是老板觉得某一本书能卖钱就把书买回，拆掉书线，把书叶分交给抄书人，老板在一旁催促，也同样会出现许多错误。对于刻本，胡文彬曾听说印刷厂老板为了发奖金，让内部员工把不同书的内容拼凑在一起上街去卖，他认为程甲本、程乙本配页、缺页的情况就与这种现象有关。

　　近年，有学者在曹雪芹故居、书箱等研究材料之外，提出了有关《瓶湖懋斋记胜》的新佐证和《种芹人曹霑画册》《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等新材料。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黄一农在会上作了《曹雪芹与〈瓶湖懋斋记胜〉中的鉴画过程》的发言，他在胡德平、严宽的研究基础上，把《瓶湖懋斋记胜》中提到的曹雪芹与友人一起鉴定过的《秋葵彩蝶图》《如意平安图》的来龙去脉，和图像细节原委进行了分析，以证明《瓶湖懋斋记胜》不是伪造的。胡德平表示，对于这些有关曹雪芹的新出材料，如果能够很好地研究，把它们的价值发掘出来，如果能够形成一种“今天”与“昨天”的对话、证实与证伪的辩论，很可能曹雪芹研究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版本问题，胡德平的看法是，就文本本身而言，程本和脂本系列各具特色，程本提供了120回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更适合大众普及阅读。脂本系列包含更多关于曹雪芹写作背景和《红楼梦》原始版本的信息，更适合有深入阅读需求的读者及研究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