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给胡世宗的信，最近一封写于2018年12月

　　在我人生和创作的路上，李瑛是帮助我最大的人之一。

　　1965年，我在连队当战士时，写诗寄到《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是他从大量来稿中最先给我发了《北国兵歌》这组诗，并亲笔给我写了信。仅在这一年里，他给与他完全陌生的我在《解放军文艺》上发了两组诗，直接促成了这年的11月，我得以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也是在这个大会期间，在部队诗歌作者座谈会上，我见到我崇慕的诗人李瑛。那时我22岁，他还不到40岁。

　　1973年，我应吉林人民出版社之邀，编定了第一本个人的诗集，书名就是《北国兵歌》 。李瑛在编务和写作的百忙中，从头到尾为我审阅了全部诗稿，并认真负责地写来一封长长的热情鼓励的信。

　　1976年1月，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我当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实习，于悲痛中写了一组诗，送请李瑛帮我看。那时，在“四人帮”的把持下，报刊均不能发表悼念周总理的诗文，这个我们都心知肚明，我在报社编辑部亲见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诗文来稿用麻袋装，被送去化纸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瑛和我都依本心写出悼念总理的诗。李瑛写出了那首后来引发全国读者共鸣、成为经典名作的《一月的哀思》 。当时他读了我的诗，觉得我们心灵相连，这样的诗当时不允许发表，但正如李瑛给我的信中所说，“就发在总理灵前吧！ ”这是两颗正直和善良的心的一次契合。

　　1984年，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和副部长李瑛组织24位部队作家上前线采访，我是24人中的一个。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李瑛曾与我和周涛深夜长谈。此前此后，在他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组长、社长的办公室，在他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和部长的办公室，在他北太平庄、黄寺东院、黄寺西院的宿舍，李瑛曾多次与我单独长谈。他了解我，关心我，我们从诗谈到诗人，从创作谈到生活和工作。我从燃烧的战场下来，写了一本反映前线生活和战士情感的诗稿《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 ，作为总政文化部领导的李瑛把这诗稿要去，竟用国庆节三天假期认真审读，并参阅了我以前的几本诗集，为我写了一篇题为《爱，在这里燃烧》的七千字长序。

　　以上是我与李瑛交往与友情的简要编年。李瑛赠我的书有46部，给我的信件放到一起有131封之多。我想，李瑛当然给很多人写过很多信，但给一个人写的信超过一百封的，一定不会很多。由此看得出我是何等的幸运，看得出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瑛对我始终不变的关注、关心和厚爱。

　　张光年早在1963年为李瑛的《红柳集》所写的序中说：“李瑛有一支管用的、听使唤的笔。 ”李瑛清新、刚健、优美的诗作，影响和熏陶了不止一代部队诗歌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成长。他的离去，是中国当代诗坛的重大损失。

　　“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 ”这是李瑛诗集《红花满山》的题记。在我缅怀李瑛的时候，我会眺望文山书海中李瑛的那“满山满谷的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