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元宵节期间，陕西榆林的秧歌表演　吴京南　摄

　　在民俗传统的体系中，春节绝对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因而春节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必然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民俗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其实，春节文化不仅存在于乡村，也盛行于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辨析。近些年，类似的话题层出不穷，诸如“民俗传统与都市社会治理”等，这些论题显然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不是分析方法，而特指一种对待春节传统的立场和民俗学者的态度。

　　步入中老年的学者们在痴迷自己小时候过年滋味的同时，不断感叹现今过年之乏味。在春节期间，知识分子尤其是以研究民俗传统为己任的往往偏重于精神需求和情感寄托，不满足于宛如平时的吃喝玩乐走亲访友。他们对春节文化的纯粹性有着异乎寻常的向往，对春节文化的重构产生莫名的抵触情绪，并要求理想的春节与现实对应起来。尽管所有的民俗学者都认可民俗传承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但又不愿意完全正视春节在城市中的重构，不自觉地否认春节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不愿意接受春节像其他民俗一样，其实施和展开是一个不容控制的过程。理想主义学术倾向导致民俗学者对待中国节日体系不够理性，即只关注传统节日特别是春节，而对政府主导的节日体系和国外输入的节日体系置若罔闻。倘若传统节日吸纳了另外两种节日体系的元素，为了维护都市传统春节的纯粹性，一些学者便以捍卫者的形象出现。

　　这种学术行为既是民俗学者群体传承民俗意愿的表达，也反映了民俗学是一门理想主义的学科。民俗学学科的宗旨似乎在于对民间传统的坚守，对民俗传统的礼敬与信仰转化为学术话语，这种鲜明的情感意识和理想维度将民俗学推向崇高，成为“一门伟大的学科” 。

　　节日作为民间文化传统，是温馨的、美好的，最值得挽留和延续的。尤其是春节，俨然成为所有民俗事象中最耀眼的传统符号；春节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是其他民俗的写照，成为传统民俗在都市境遇的标杆。因此，春节期间，关乎节日的话题异常丰富。人们不厌其烦地复原过去的春节，字里行间透示出回归过去的意愿，怀旧心态力透纸背。在春节期间，即便在城市，这些话语委实可以把上了年纪的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然而，这些话语毕竟只是对理想春节的想象，掀起了一股怀旧之情。可以把这种号称学术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心灵活动、审美过程和情怀表达。我们尽可以把理想春节作为评判现今城市春节生活的尺度，却不能将其作为春节发展的实践标准。节日尤其是春节话题极易导致理想主义学术心态的膨胀，激情澎湃的情绪让焦点偏离了城市春节的实际。

　　事实上，学者们不满的诸多春节元素和行为方式都是当初热切欢呼的。1983年，当春节联欢晚会成为除夕盛宴，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从电话拜年到短信和网络拜年，再到用微信拜年和抢红包，都被指称为春节新民俗。还有在餐馆吃年夜饭，出国或旅游过春节等等，也一度被誉为过年方式多样化。而一旦这些新民俗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学者们又开始着恋起农耕社会的春节，尽情描绘全家人围着火盆守岁的其乐融融的情景，指责这些新民俗缺乏人情味，反而疏远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春节的市场化、商品化及功利性的凸显，更使传统春节的捍卫者们难以接受。春运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兴盛的春节文化现象，早已深深嵌入春节文化之中，成为都市春节耀眼的文化表征。尽管难以给春运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春运委实为春节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劲的活力。春节传统的内核和民俗事象依旧，但其外延更为丰富，并将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时尚表现。

　　春节重构仍在持续，这是都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春节不是遗产，而是生活，无需刻意保护，因为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倘若在城市发展的语境中讨论春节文化，“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这一论题才具有现实意义。站在当下的立场与现实对话，赞同都市春节演进的逻辑和现代表现，以平和及坦然的心态观察和阐述都市春节的现状与未来，这才应该是这一论题的初衷。

　　都市年味越来越淡了，尽管民俗学者们不能阻止这种异化的趋势，但也不能熟视无睹。毕竟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是理想主义学科的神圣使命。在城市文明不断远离春节文化现实情况下，如何让传统春节文化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的确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单单喊出“保卫春节”这个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开放以后，春节强大的社会功能为政府所认识，在延续都市春节传统方面，政府与民俗学者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既然春节如此重要，维系都市春节的传统性政府便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