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书写一直是主旋律创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怎样书写英雄人物，当代文学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教训。苗族诗人杨秀武新近出版的长篇叙事诗《东方战神陈连升》 ，以澎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生动地塑造了鸦片战争中第一位以身殉国的少数民族将领陈连升的英雄形象，为英雄书写提供了新的美学经验。

　　陈连升是土家族人，出生于湖北鹤峰的一个普通农家。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树立了“精忠报国”的思想。林则徐虎门销烟期间，他率部抗击英军，八战八捷，被英国将领义律誉为“东方战神” 。由于清廷腐败，他在虎门的抗英战斗中壮烈牺牲。陈连升热爱祖国、抵抗外辱、坚贞不屈的形象不仅生动地诠释了土家族的民族性格，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崇高精神的写照。 《东方战神陈连升》的出版，让一个尘封的历史人物焕发出时代光彩，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促进民族团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长篇诗歌的形式书写英雄人物，当代文学史上比较著名的有李季的《杨高传》 、李冰的《刘胡兰》 、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以及新时期刘益善的《向警予之歌》 、李道林的《中国魂》等作品。它们聚焦英雄人物，热情讴歌他们的崇高理想、伟大情操和感人事迹，自觉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之中。这些诗歌应时而作，多从政治视角切入，堪称沸腾时代的激情回响，曾经受到读者欢迎。也正是因为视角比较单一，这些作品往往对主人公的复杂思想行为进行简单化处理，以至在艺术上留下遗憾。而《东方战神陈连升》则有所不同，杨秀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英雄颂歌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又以新的观念和视角来观照历史人物，因而塑造出了“这一个”民族英雄的鲜活形象，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杨秀武看来，英雄不是神，也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就像茅盾曾以歌德的《浮士德》 、密尔顿的《失乐园》和但丁的《神曲》为例所指出的，“伟大作品的内容必不是生活中的一鳞半爪，必不是一时的片断印象，而必是根本人性的描写” 。杨秀武充分挖掘史料，合理展开想象，以生动的细节展现了这位东方式英雄性格的不同侧面。陈连升一身戎马倥偬、铁血豪情、视死如归，可是面对妻子和儿子，他却显得柔情似水、情意绵绵。激战前夜，诗人描写了他的一段想象：“陈连升拉着堂客的手/走进水洗的月光里/两个梦里的黑影像清江夫妻石/站了很久/然后依然是月光的慢慢西沉/移动身后的沧桑岁月” 。常年与妻子离散，长子没有子嗣，次子还未成家，这些都让他无比牵挂、愁心百结，可是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大义，他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即便“不是让群山为我加冕/是与你白头偕老” ，“我必须从容面对群山/走进群山” ，因为“作为一个血性男人/知道一个民族的命运/全部压在自己肩上” 。诗人以超越时空的共情体验去体察历史人物的复杂情感，站在人性立场上生动细致地塑造了一个立体可感的人物。杨秀武在审视陈连升时，不仅注重从政治视角揭示他矢志报国的思想情感，而且引入文化视角，努力挖掘他的文化人格生成的过程。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巴蔓子自刎保家卫土的精神，都深深地植入了陈连升的心灵深处。他的价值观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也使得他的精神世界与汉民族英雄人物存在差异。诗歌中有一节描写他63岁生日时“跳活丧” ，这不是简单的民俗文化展示，而是彰显了主人公乐观、旷达的生命观，有力地烘托了主题。另外，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这部长诗也有成功的尝试。闻一多曾提出文体渗透互补的主张，认为“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 ，“要把诗做得不像诗” ，“这样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 。 《东方战神陈连升》大量运用小说笔法，注重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不仅使得主要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而且提升了阅读吸引力。

　　《东方战神陈连升》既为英雄颂歌的深度书写开辟了新境界，也为主旋律创作提供了新经验。它的成功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秉持真诚的创作态度。主旋律创作不是简单地做“遵命文学” ，更不是图解政策，作家必须心怀诚意、有感而发，只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毛诗序》 ） ，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表现对象的艺术升华，避免肤浅的赞美和苍白的咏叹。 《东方战神陈连升》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杨秀武对于笔下人物的真切景仰和深切哀悼之情，处处体现出一位作家为民族英雄立传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自然别有感染力。二是坚持多维的艺术视角。主旋律创作意味着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秉持的自然是主流的历史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政治视角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能忽略文化视角、美学视角和哲学视角等等。价值建构是一个复杂工程，当文学参与到这个工程之中时，不能失却文学的本体特质，否则就沦为了浅俗的宣传品。 《东方战神陈连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的文化素养和美学素养，他构建起了一个丰富多维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