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籍记》范小青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个既现实又形而上的问题，牵系于一“纸”之上，这张“纸” ，或许是房契，是户籍，是档案，是身份证明。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推出长篇小说《灭籍记》，从一张“纸”的存在与虚无中，追寻几代人的荒诞往事，解构“身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1月19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街书店、当当网等联合主办的“幽默荒诞之‘轻’与家国命运之‘重’ ——著名作家范小青《灭籍记》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阎晶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评论家贺绍俊，作家李浩及该书作者范小青，与读者一道分享与解读作品中沉重的现代寓言故事与幽默荒诞的艺术色调。

　　《灭籍记》讲述主人公吴正好因一纸祖屋契约的意外出现，踏上寻找父亲亲生父母郑见桥和叶兰乡的道路，引出一段特殊的历史以及叶兰乡、郑见桃、郑永梅等一系列人物在这段历史中的离奇境遇。范小青在小说中对人的“身份”问题抛出了哲学性的终极提问，这是她对“荒诞现实主义”的一次尝试，整部作品极具先锋文学色彩，以简约细腻的笔触，道出了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沧桑与悲凉，写尽了几代人的生存现状与隐秘心事，展示了她直面现实生态、刻画底层民众的文字功力，以及对待历史的一种个体反思和审慎态度，当所有真实走向荒诞，荒诞也成了最接近真实的色调。

　　“ ‘寻找’经常是范小青小说构思的一个出发点。 ”贺绍俊指出，从最早寻找具体的物质的东西，比如寻找一位会唱昆曲的老人或者一本账本，到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弟弟，到《灭籍记》中的寻找身份，她的“寻找”越来越深入，直至走向抽象，走向哲学。《灭籍记》中她抓住了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即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没有身份在这个社会是不能存在的，她寻找身份，解释身份和我们生活的关系、和我们生命的关系，其中又有批评性的东西在内。贺绍俊剖析道，小说第一部分讲寻找房契的故事，通过房契把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纵面剖开，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么看重身份。第二部分讲假如一个人失去了这张“纸”会是什么状况，郑见桃把档案弄丢了，在社会上几乎就等于没有这个人存在了，就是“灭籍” ，她只能不断地偷别人的身份，最后冒充嫂子叶兰乡活下去，始终无法回到郑见桃自己。第三部分讲用一张“纸”可以创造一个人的故事，郑永梅事实上不存在，父母郑见桥和叶兰乡在特定年代里创造了他。“现实中存在的人因为没有一张纸被‘灭籍’ ，因为有一张纸可以让一个虚幻的人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个故事是很有深意的，通过‘寻找’探求我们这个社会结构怎样才能够更加完善。 ”

　　贺绍俊指出，荒诞性是范小青的一个写作特点，并称之为“一种理性的荒诞，或一种荒诞的理性” 。她的这种荒诞性跟先锋或者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性不同，现代主义强调非理性，让我们用另外一种眼睛看世界，看到世界的另一个层面，荒诞与非理性结合紧密，“范小青非常关注生活中的荒诞性，并对这种荒诞性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这是她不同于现代派的地方，也是其作品荒诞性的很重要的特点” 。

　　“我40年来的写作都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我的目光比较低，写的小人物比较多，都是来源于现实的。 ”范小青说道。她十三四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苏州小巷里，父母当时是机关干部，生活比较平淡，“文革”当中家庭受到冲击，全家下放到农村，年少的心灵也受到了创伤和压抑。那是跟城里人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那么贫困，给人的感觉却那么自在，没有任何拘束。“我一到农村就变成了一个农村的孩子，跟农民一样劳动，在农村的学校上学等等。农民不会看你的成分，知道你是城里来的，特别友好，让我突然又放开了自己的心情。这可能是从此我的关注点就比较低的原因。 ”

　　创作《灭籍记》的初衷是想写一个以“回到苏州”为主题的故事。范小青说，苏州老宅在她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灭籍记》想用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记忆中的苏州老宅。小说围绕苏州老宅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寻找祖辈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在写社会现实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感悟。比如吴正好的姑奶奶郑见桃因为档案材料的遗失，从大户人家的小姐变成到处流浪满嘴谎言的人，最后替代嫂子活下去，这个故事很荒诞，但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身份问题，是时代变化中产生的荒诞的东西。时代发生剧变时，新旧交替，老的规则在打破，但是还没有完全被打破，新的规则正在建立，但还没有完善，所以这里边就会有缝隙，这个缝隙里就是荒诞的种子，荒诞的种子就是文学的种子，这也正是非常好的写作的时代。 ”范小青说，所谓先锋性，先锋就是来自于生活，不是高高在上、在某一个空间飘着才叫先锋，只有从现实生活当中来的，才能感受到形而上的意义，才叫真正的先锋。

　　“ 《灭籍记》是范小青创作历程当中具有标志性的一部作品。 ”阎晶明强调，范小青创作多年有其不变的东西，比如她所叙写的故事与人物都跟她经历的种种人和事有密切联系，她写的是小人物，但要表达的东西却绝不小。《灭籍记》写的仍旧是普通人、普通事，但小说无论是寓言味道还是形式上的先锋的自觉，都贯穿了始终。先锋小说并不意味着实验性强，“中国小说发展到今天，有这样一种先锋意识，不是回到80年代，而是体现了一个作家不满足于只写现实生活故事的一种美学的抱负。 ”他认为，文学如果太过于注重讲故事，是表面的现实主义，而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文学走到最后都是现实主义，“在大家趋同于满足讲故事时，《灭籍记》体现了一种更深邃、更艺术的美学追求，小说又真实又荒诞，这种荒诞不是从西方拎出来的抽象概念，而就是生活本身” 。

　　李浩表示，《灭籍记》与现实主义作家和先锋小说作家都有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它既有非常坚实的生活来源和基础，同时又有非常高的形而上的思考，两者结合得相对完美，令人惊艳。《灭籍记》做出了“梦和现实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新尝试，充溢着日常情感与奇思妙想，有着悬念的层叠，“它是一则让人感吁和心酸的喜剧，也是近年来少见的有哲学思维的中国小说，范小青把她所有的思考、追问都融化成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中，仿佛是真佛口中的家常，滋味和妙处都贮藏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