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时间的敏感，总是随年岁一起增长。孩提时代无忧无虑，时间耍不起威风，去哪儿躲了阴凉，没人理会。待长大一些，始信世间确有这么个风一样的存在，也看见了涛走云飞花开花谢。青年时期，日子投影般打在生活的幕布上，你知道不管绚丽还是黯淡，生命和附丽生命的高级与低级的欲望都载于其上溶于其中，于是伸手去抓，然而握在手心的只有“流年似水”的怅惘。濒临中年，头上冒出的白发，无不是岁月举起的刀枪，让你低头臣服，正视并承认自己看起来忙忙乎乎的庸庸碌碌。你终于是在意起时间来了，然而时间在意过你吗？时间才不在意人的感受，不管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这么想来我们多么幸运又多么可怜，幸运的是世间到底还是有公平存在，所谓可怜，登上岁月舞台，你只有一次表演的机会，一旦演砸了，连弥补的机会都找不回来……
下笔之时，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9天，当我驱车驶上高速公路，天空刚刚开始放亮。本是奔一个采访而去，陡降的气温在前方铺下厚厚一层冰凌，我不得不提前下站。有些凌乱又有些严整，有些凉薄更有些温厚的意绪受了天气蛊惑，突然发动起一场大雪，把一个以年为界的疆域，粘连成白茫茫一片。化成雪花的一年，一朵朵从眼前飘过，如银桂吐蕊，如枯叶蝶振翅……
想问王日白
你能想象吗？你真真地听到一个人谈笑风生，而他和你的距离其实早已比千里万里还远。
我是从一张报纸上认识王日白的。报上的人跷着二郎腿，手上夹一支烟，烟圈刚刚形成，以腾云驾雾状，作螺旋式上升。压在头顶的超粗黑标题是这名镇长仕途的终点站，站名可谓虎虎生威：《十多人抓走几只鸡》 ——文字说得清楚，十几人的抓鸡队伍，镇长走在最前面。
没有吐出过类似标题的报纸不是合格的新闻纸，这么说也许有些偏激，但时隔十七八年，我的认识并没有大的飞跃。可王日白亲手炮制的这服药确实还是下得重了一点，我的上级为此一时下不了台——她担负着和平年代里除却防火防盗最为紧要的防务，太平盛世里传出一声枪响，伤没伤着人是一回事，伤没伤着面子又是一回事。“王日白式新闻”此后接连不断，而把自己成功送到“新闻当事人”位置，却是因为他严重冒犯了另一位上级。
在我们这个地界与眼界竞相逼仄的地方，王日白的摄影天赋是叠嶂重峦无力遮挡的一抹光彩。同在新闻界“厮混” ，他的势不可挡让人眼红，但我知道，对于这般跌荡风流之人，挖坑、使绊子、装大尾巴狼吓唬都是没出息的表现，明智之举是把他的才华菜油一样压榨出来——并非每个人都自带光源，但离了光没人能活得下去。
我和王日白的结识自然得就像两只蝌蚪在一方池塘里相遇。当他进化成一只青蛙，我做出了一个膜拜者应有的姿态。八年前，领到一部画册摄制任务，我想到了早已从池中成功起跳的他。他爽朗说出“没问题”三个字，等他提条件，他却没了下文。这项持续半年的工作结束后，省委大院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通过电话找到我，说看了这本画册，认定我是他们理想中的潜在进人人选。提起这件事是说王日白不仅帮我干过一件像那么回事的事，捎带着还为我的脸上撒了一层金粉。至于我并未借此做了跳高的撑杆另当别论——想不想跳和能不能跳，是可以交叉也可以分岔的两条道。
最后一次听到王日白的声音，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个多月。临行，他让小罗将他差不多所有个人物品化为灰烬，包括全部画作、在暗房里冲洗的照片以及用快门刻下的若干光盘。他给儿子留下的除了几部相机，大约只有在一年里难得的几次见面中开过的那些玩笑，比如“兄弟贵姓” ，比如“你以后长大了找的女朋友不要比老子的还漂亮” 。至于小罗，她在他的婚姻破产后出现，并分饰了王日白前妻的部分角色。王日白和我被画册捆绑在一起时，小罗曾几次前来探班，姑娘贤淑温良，知性聪慧，仅有的缺陷是神力有些不逮——差不多等了十年，她都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生里最想进入的日子。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上帝只留给他作最后陈述的三天时间。他平静接受了命运安排，嘱咐小罗，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的去向。
消息突破封锁传过来，我有一种刚刚从影院里走出来的不真实感。一个多月前他从池塘边路过，冲我“呱呱”过两声。因为已是深夜，听见他身边笑语不断，素常夜不出户的我没去凑这热闹。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他小坐，他说，兄弟，我都走逑了，二回再约。
王日白在朋友微信里的一连串“哈哈”让我的心显得空无边际，待敲出这些文字，空却显得更空。
朋友说王日白栽在了一个项目上。项目雪球一样滚起来，拖得他身心透支，直至把他拖进医院，才知道来得太晚了点。又说他破釜沉舟，也许是为着把朋友圈里的“日白”改写成“靠谱” ，同时让儿子和小罗看到一个四十五岁男人成熟的样子……
一边听朋友说话，我的思想一边开了小差。我想问王日白，要是你龟儿如今仍在把玩相机而不是操作项目，结果又会如何？检验一个男人是否成熟，该对照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清单？一个父亲的责任，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落实？
现在的王日白是有大把时间想想这些了。而我们这些看起来活得千姿百态的人，其实并不缺乏发一会儿呆的那点时间。只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做出很忙的样子，全世界都离不开的样子，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你忙得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以及你所追求的是不是真正所需。
几张面孔
故事发生在同一个公园里。
就快走出香樟林时，迎面走来四个盲人。他们各自拿同伴的肩膀作了拐杖，四只手围成一个“口” ，围成一个流动的城池，看守着彼此的平安。打首的姓刘，其余三位也都在山下“朱医生盲人按摩店”上班，我的头颈肩背同他们的手指头差不多都是熟人。听到我打招呼，老刘很意外也很高兴：天气巴适，我们就约好一起来看看。
看看——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这个公园修得巴适，比别个说的还要好看。
你们都看见啥子了？我不知该不该这样问。但我还是问了。
——空气啊，绿油油的空气。
——还有麻雀、画眉子、啄木鸟……听到它们的叫声，你就晓得是哪个蹲在哪儿调皮。
——不是还看见你了吗？
争先恐后的回答在我心中激起一股暖流：他们是光明的盲点，却不是生活的瞽者。他们栖身在黑暗之中，而他们心中的阳光，比这片香樟还要旺盛。
帮我们看清世相的往往不是眼睛，而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更多由生活的态度建立。
劳动节是不需要劳动的。于是，去了心心念念的阆中古城。落下闳、袁天罡早已不知所踪，眼前街市的繁华，难掩心中寥落。把一身疲惫摊放在床板，迎着从窗口涌入的市声，一份感慨自心间逸出：古风不再的古城何其多也……
第二天醒得比往常都早。一个有节奏的声音由远及近涌进耳朵，从“沙沙沙沙” ，到“刷刷刷刷” 。把头抬起十公分，一格街道就通到了眼前。一个灰色身影在方格中晃动，与之做伴的，是灯光路过时抛下的影子。情绪一时动荡起来：如果街边没有我这样一个被睡眠遗弃的人，谁会想到古城每日的晨光，竟是顺着一把扫帚抵达？而这条街道此刻的主人，待到天亮就将被汹涌的人海淹没，时间打磨掉一个人的痕迹，实在比清洗人间的欲望要麻利得多。我翻身起床，从一条清冷的古街，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生活。
中天楼至双栅子街口是古城最繁华的街区，六年来，五十八岁的曹鹏清在这条街上磨秃了一千多把扫帚。街道清扫要求在七点前完成，但她给自己另行规定了时间。三年前的一个早晨，扫帚挑起的污水不小心弄脏了游人一条裤腿，她被一顿数落。街要面子，她也要。从此她让闹钟早醒一小时，在这个空间里安放自己的尊严。每月工资一千二，除了自己用，一部分留给孙子。以前她在海南打工，挣得多些，选择回来，也是为了孙子。能力有大有小，她说，责任尽到就安心了。
位卑未敢忘忧责。阆中街头的这句话，是我至今不愿松开的握手。
曹鹏清的从容不能不说是现世中的一股清流，平静水面上，倒映着另一个人的凌乱与空虚。
我去一个高山牧场采访，刚刚和手机信号重逢，开民宿的田姐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客人等着见我。
见面方知此人是一家公司老板，碰巧读过我一本书。谈话间知道老板年轻时经历也很曲折，所以事业壮大后，对于有着相同命运的孩子常常施以援手。若非她的话语不光浩荡而且恳切，我想我也不至于如此冒昧：这次采访，恰巧遇到一个读大一的孩子面临辍学，能不能让这孩子也搭搭您的顺风车？
每个人的成功都来之不易，钱怎么花是别人的权利。所以她慷慨表达的慷慨让我很是感动，为此专门布下粗茶淡饭，代孩子向她道谢。
没想到回北京后，她先是说需要和副总商量，后来让孩子写一个申请，再后来又发过来一个文件，白纸黑字告诉我孩子超过了资助年龄。我在微信上说了理解也说了谢谢，过了很久，她又回我：要不我们破个例？我回：您还是省省心吧。
孩子的学费最终有了踏实的着落。伸出援手的人是一个工薪阶层，业余写写画画，但回报往往敌不过成本。其实对于回报每个人的预期并不一样，就像帮助那个孩子，人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而他显然又收获满满：大老板办不到的事我都能办到，你说这日子到底谁更过得宽裕？
此后，我时常看见那个老板在朋友圈高频率炫示自己优渥的生活，诸如帆船酒店里的套房、吃剩在碗中的虫草——间杂其间的还有她宿醉后的自拍，孩子气的撒娇，以及一个年近天命的人内心的苍凉。
与别人无关的快乐，注定单薄脆弱。
我愿意
文章从一个采访写起，绕了一圈，又回到采访路上。
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采访和写作，几乎成了这两年业余时间的代名词。可资安慰的是，年尾巴上，旷日持久的长跑抵达终点，新书实现了从声音到文字的转换。
和文字建立起初步的互信，不过是三两年来的事。两个人并肩行走，没有攻城夺寨的抱负，没有彼此间的觊觎与防备，更没有作为差役的唯唯诺诺、处处小心，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在内心的笃定安详前，无不变得声希味淡。新书从肇始到出版，遭逢的牛鬼蛇神，工笔描画会脏了纸笔。有人为我打抱不平，我倒觉得，写作是精神的舞蹈而非权贵的附庸，这个都能参透，还有什么不能一笑置之。新书十几万言，我没有写下一句违心的话。同样，当有人把这本书的遭遇当成谈资，我只淡然一笑，慢吞吞吐出三个字——我愿意。
如果一件事情被认定是非做不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能心平气和说出这三个字。这，也许是我对来年、对余生的自己最大的企盼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