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迹，就是抗战时期留在沦陷的上海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文献。 《西谛书话》中的《蛰居散记》与《求书日录》对此事记录甚详，苏精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这一方面的记述的资料来源大概就是这几篇文章。最近吴真先生又钩沉史料，写成《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一文，刊于《文学评论》 。那时郑振铎生计都已难保，还被列入了敌伪的黑名单，只能被迫藏在友人家中，在这种情况下，仍不忘为国尽一份力量，为保存中华文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引用了郑振铎写给张寿镛的信，有如下几句话：“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强，该做之事绝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 ”正是对郑振铎这几篇文章最好的注解。

　　郑振铎是“书痴”也是世人所公认的，在郑振铎先生有关藏书、读书的文字中，那些书已经不单单是出版物，它们仿佛拥有了生命一般，打上了命运沉浮的烙印。 《 “废纸”劫》一文中讲到他在某书肆看到七八百种古书，将被付之火炉，郑振铎反复交涉未果，在书肆即将售去之前，毅然以六千金全部购买了下来，他说：“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 ”此外，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郑振铎先生还坚持撰写《中国版画史》一书，他认为那时“惟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 ”在为国家抢救文献之外，自己也不时购买一些喜爱的古书，买回来立即翻看，常因此忘了吃饭。

　　《西谛书话》中另外几篇《谈买书》 《谈访书》《谈整书》 《谈分书》 《谈印书》 ，是郑振铎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图书馆、古旧书店、高校等的古书保护和整理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现在看来仍是很值得借鉴的，他说：“我们看看天下的图书馆，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能够尽了为科学服务的责任的到底有几个？死气沉沉，暗无天日（指没有阳光而言）的不在少数。 ”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劫中得书记》写于抗战时期沦陷的上海，因此称为“劫中” 。郑振铎先生将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所购的古书作了编目，并写下跋言，记录得某书的经过、某书的版本及读书的心境等等。如《渭南文集》的跋说：“余幼时即喜诵放翁诗，今置全集案头，几日日快读数十百首。每不觉悲从中来，泪涔涔下，渍透纸背。 ”《帝京景物略》后云：“灯下批读，如见故人，不厌数回读之书，斯其一也。故都沦陷，未知何日得重游，在在皆足触动悲楚之感。 ”在得到多年想得之书《十竹斋笺谱初集》后，郑振铎写道：“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 ”这正是他在《得书记》 1956年的新序中所说的那种情感：“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

　　像这样令人回味的段落，在《得书记》及《续记》中还有很多，其中既有谈书的版本，也有谈一套好书得到之难，既有作者的无限深情，也饱含着对文献离散的莫大悲慨。还有一些写到了当时景物风俗的，堪比一篇隽永的小品文，如《燕京岁时记》的题解，文中写道：“……尝于春日立天安门之石桥上，南望正阳门以内，繁花怒放，红紫缤纷，自迎春之一片娇黄，至刺梅之碎雪飘零，几无日不在闹花中过活。每独自徘徊于花影之下，不忍离去。而中山公园牡丹、芍药相继大开时，茶市尤盛，古柏苍翠，柳絮扑面，虽杂于稠人中，犹在深窈之山林也。清茗一盂，静对盆大之花朵，雪样之柳絮，满空飞舞，地上滚滚，皆成球状。不时有大片之白絮，抢飞入鼻，呼吸几为之塞。夏日则荡舟北海，荷香拂面，时见白鹭拳一足独立于木桩上。远望塔影横空，钓者持长杆静坐水隅，亦每忘其身在闹市中。至秋则菊市大盛，西山之红叶，似伸长臂邀人。鲜红之柿，点缀枝头，若元宵灯火。冬则冰嬉风行，三海平滑如镜，甚羡少年儿女辈之飞驰冰上，纵横转折，无不如意。白雪堆积街旁，至春乃融。冰花凝结窗上，尤饶兴趣，而腊鼓声催，家家忙于市年货。古风未泯，旧俗依然。而四时庙会不绝，别具风趣。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夏日之什刹海，亦为一大市集。尝听雨楼头，阵雨扫过荷叶上，声若瀑泉迸出，清韵至佳，至今未忘。 ”详细写下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四季风景民俗，清新隽永，仿佛是一部再生的《燕京岁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