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选集

　　1985年，杨宏海作别执教数年的嘉应学院进入深圳市文化局。报到那天，局长就对他说：“小杨，深圳是经济特区，如何建设特区文化，没有现成的答案，你的任务就是研究特区文化。 ”从此，杨宏海与同事一道奔赴正在热火朝天展开经济建设的深圳各地，开启了与“文化深圳”的一段不解之缘。

　　记者： 1985年您第一次提出“打工文学”的概念，几十年来致力于打工文学的宣传、推介、研究。回望改革开放40年这段岁月，打工文学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杨宏海：改革开放初期，每天都有大批从全国各地来深圳的打工者，他们对城市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也面临怎么样享有文化的权利问题。此时我刚到深圳市文化局，领导让做一些社会调查，我就选择了蛇口工业区，调查中发现了打工青年的一些写作，或者打工歌谣，今天称之为打工文学，比如：一早起床，两脚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旋，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当时就觉得他们对整个生存状态的描述非常生动，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后来在深圳一家内部杂志《大鹏湾》上，我发现了很多打工青年的创作，有的小说特别生动，记录了广大打工青年从农村来到城市时所遭遇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寻求梦想又遭遇困难，生活精彩又漂泊无奈，小说也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打工青年普遍缺少精神生活。当时深圳有一个大家乐广场，在青少年活动中心搭一个简易舞台，放上音箱，交5毛钱就可以唱歌，台上台下都是打工青年。当时有一句口号，唱得好就给掌声，唱得不好就给笑声。大家珍惜、维护这样的文化场所，甚至出现这么一个现象，连续多年在大家乐广场上没有出现过一次打架斗殴，也没有出现过偷盗问题。

　　通过调研，深圳市文化局、深圳市文联开始关注打工群体，我们认为有责任为越来越多的打工青年提供应有的文化阵地和文化生活。这样通过杂志、报刊的宣传，出现了安子、周崇贤、林坚、张伟明等一些打工作家。张伟明的小说叫《下一站》，写企业流水线上一个质量检查员，老板是香港人，小说里叫做香港婆。香港婆有优越感，很不尊重打工青年，喊他马仔，矛盾一激化，打工青年就说，我的名字叫1997，炒了老板的鱿鱼。离开工厂上了公共汽车，售票员问他哪一站下，他说下一站，等到了下一站他还是说下一站，小说就样结束了。这个故事内地没有，这种矛盾很有时代特点。我从《大鹏湾》上看到这个小说后就很激动，郑重写了一封信把它推荐给了深圳文联的《特区文学》。

　　还有一个很精彩的小说是林坚的《别人的城市》，这里不展开说了。后来大家从这两篇小说看到了当时打工青年的生存状态。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生活节奏很快，流水线很紧张，工资不高，他们感觉这个城市不是自己的，他们在别人的城市里不断走向下一站，有一种漂泊感，无根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后来我向深圳广播电台建议搞了一个《打工天地》的专题节目，播送安子、林坚、张伟明等人的小说，广播播一段，然后让大家参与讨论。这成为每天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

　　2005年，我们向市委宣传部建议，在那一年的深圳读书月创办了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一直到现在已经办了14届。2008年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搞了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打工文学进入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后来打工文学中又走出了不少优秀作家，比如王十月，郑小琼等。王十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成为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郑小琼现在已是广东《作品》杂志社副社长。很多人都很关注打工文学。莫言来深圳曾多次提起打工文学，他说在打工者身上可以看到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

　　记者：打工文学作者的创作现在逐渐丰富、多元。王十月今年还推出了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对这些创作上的变化，您怎么看？

　　杨宏海：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值得肯定。王十月讲过，打工文学要等30年以后来看。他在未来时间里，能不能把当年打工生活的体验和逐步积累起来的文学上的准备结合起来，写出更有深度的鸿篇巨著？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不能永远让他停留在打工题材上。我相信一个优秀的作家能把丰厚的生活积淀变为更丰厚的作品。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打工作家笔下写的都是流水线、工厂生活，现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打工青年成了白领甚至金领，他们的文学表达方式、关注的题材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打工文学和都市文学、网络文学的边界在模糊。现在用劳动者文学来替代打工文学的称谓，也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变化。

　　杨宏海：你说得很对。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会带来打工文学的时尚化和泛化。但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必然还有一批打工文学作家，他们坚守在打工文化的现场，会去写这种很有时代感的作品。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离不开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但大量普通员工还是打工群体。

　　今年我参加第14届全国劳动者文学论坛，遇见了多年未见的黄秀萍。黄秀萍是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 90年代我在广播电台中推介过她的作品《绿叶，在风中颤抖》，写四个打工妹的命运。这次见面，她拿出一部数万字的中篇小说《绿叶，在风中颤抖（二）》书稿给我，浏览之后有很多感触。作品将粤港澳大湾区、环长三角城市群放置在宏观视野中，也涉及了热门的人工智能、芯片等工业科技产业等领域。为此，我询问黄秀萍，为何能有如此的变化？从她轻描淡写的回应中我了解到，这个当年来自流水线的打工妹，以自己的坚韧与智慧，不断努力而不断成功，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她丈夫原来也是文学青年，现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中任高管，使黄秀萍有了进入高科技企业体验生活的条件。现在已经有电影公司准备和她合作拍摄相关的电影，我知道后很高兴。

　　从“一早起床，两腿齐飞”的生存状态，到了申请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打工妹喊出“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再到现在对制造业前沿的关注，打工文学作家的视野不断开阔。阅读黄秀萍的新作，我还看到这一代作家的审美取向多了一些积极的、美好的声音，少了一点血性的体验和粗粝的书写，这预示着打工文学在文学内涵上仍有待不断开拓、提高和丰富。

　　时至今日，打工文学更名为劳动者文学，我以为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在基层劳动者中产生的新型创作群体，并由这个群体的创作反映劳动者生活和情感的作品，就叫做劳动者文学，或新打工文学。劳动者文学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文学，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灵史。

　　深圳市文联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关注底层，关注劳动者，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相信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进一步重视下，深圳新的打工文学一定可以向世界提供书写改革开放中国经验的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