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经识经》　韦力　著
新星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在我看来， 《见经识经》是一本关于文化和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执念和缘分的书。作者韦力是当代著名的藏书家，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见经识经》是韦力多年来对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地、藏板地、收藏地和印刷地等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实录。“大藏经” ，是中国佛教的创造，意指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鉴于印度的佛教原典在原产地已荡然无存，汉文《大藏经》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从北宋开始， 《大藏经》进入刻本时代，此后， 《大藏经》的刊刻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其中既有官刻，也有私刻，既有僧刊，也有俗刻，相应地就产生了刊刻、藏板、收藏、印刷等场所。在韦力看来，这些地方因为这份与《大藏经》的缘分而具有文化史上的地标意义。

　　韦力探寻《大藏经》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包括北京，上海，河南鹤壁，山西太原、应县、宁武和运城，福建福州，浙江海盐、湖州和余杭，陕西西安，江苏南京，四川崇州等。作为藏书家，韦力本人并非佛学的专门研究者，也不是《大藏经》专家，在书中他也摘录了不少学者对于《大藏经》版本及流传的论述，但总的来看，这并非一本《大藏经》研究专著，而是类似于“贩书日记”的出版文化读物。不过，就当下的读者大众而言，较之繁琐的考证或玄奥的佛理，这样的内容读起来反而更加津津有味。

　　在这个意义上看，韦力对典籍的寻访与记录，扩宽了典籍本身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将古老残缺的典籍重新置入当下的生活，给人以亲近感和生活感。比如，书中有两篇谈到《契丹藏》 ，这是继北宋《开宝藏》之后的第二部《大藏经》 ，刻于辽代，故也称《辽藏》 。上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刊刻地就在北京的大觉寺，收藏地则在山西应县。韦力到应县寻访时，他坐的车在群山隧道中穿过雄险的雁门关，又转上G 18高速，“前行不远就是桑干河。此时太阳已渐渐升起，浓雾消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惜河里看不到一滴水” 。等到了应县，远远就看到了著名的木塔，不料却没有照片上那般瘦高玲珑，而是一种“粗壮敦实”的姿态，木塔周围已是新修的景区，盖了较为简易的仿古建筑。在与塔内工作人员的交谈中，他又得知佛经原藏在佛像之中，后被红卫兵砸破掏出，“数量很多，红卫兵把它们堆在塔前点火，整整烧了一个上午” 。劫余之珍，百无其一。再如，围绕寻访《碛砂藏》 ，韦力在书中介绍了它在西安卧龙寺被康有为发现的经过以及“盗经”风波，让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政学两界、新闻舆论以及地方僧俗士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博弈过程，康有为本意或许是想抢救已遭破坏的经书，希望妥善保管，但在抗议者看来则是“康氏见寺内藏有明版藏经全部，稀世珍奇，即生涎美” 。这段往事，如书中所言，不同的文本“都是一面倒地谴责康有为” 。韦力却说自己有些“本能的怀疑” 。我想，康有为也是藏书家，韦力述及此节，或有惺惺相惜之意，应能多一份“同情之了解” 。他的“怀疑”与辩诬，也可聊备一说，丰富我们对《碛砂藏》的认识。韦力在书中还记述了他与现在的碛砂寺住持礼敬之间的交谈。礼敬告诉他，因为高速公路要经过此处，虽然礼敬到处申告，最后寺院还是被拆了，但相关部门答应重建新的碛砂寺。这些内容，看似与《契丹藏》 《碛砂藏》无多少干系，却勾勒出典籍在历史烟云中的遭遇，令人唏嘘。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大藏经》的刊刻、收藏和印刷反映的是佛教在中国流布的过程。这是思想文化史的另一个侧面，与典籍中高妙的微言大义相比，这一侧似乎有些“形而下” ，却让思想和文化的历史足音更加清晰可闻。比如， 《见经识经》中讲到《永乐北藏》刻于明代司礼监。司礼监原址即在今日北京景山的东北角的吉安所，在寻访这部典籍的篇章中，韦力引述了永乐皇帝朱棣关心此经刊刻的一些“重要指示” 。执行刻经的释道成问朱棣：经面可否用花绫？朱棣说：用八吉祥绫。接着朱棣又问：每一面行数、字数合是多少？回答说：以往有五行或者六行的，每行十七字，可否还是用十七字？朱棣说：写来看。六天之后，释道成作了两种样子，一种五行十七字，一种六行十七字，进献给朱棣。朱棣看后说，用五行十七字的。后来的几年中，朱棣又事无巨细地落实刻写者的字写得是否漂亮、保留与新增哪些序文，以及刻板藏在何处等细节。又如，另一部刻于明代的《嘉兴藏》的刊刻始于五台山，刊刻四年之后，却移到了浙江余杭的径山寺。在那个时代，如此长途转运经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韦力在书中引述了多方观点，比如五台山气候寒冷、交通不便等，最后认为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的观点最为靠谱。章氏提出， 《嘉兴藏》刻场的转移南迁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费募集。“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601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有378卷是江南人捐刻，占600卷的63 %，而北方施主则比例相当少，且施资微薄。 ”既然资金上要仰仗南方，加上五台山自然条件确实不便，那么迁移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外，韦力还引述了另一个实际原因，就是印经所需之纸产于南方，在径山刻印应该相对方便。在径山实地考察之后，韦力感到在这大山上刊刻交通并不比五台山方便，在径山寺的张居士帮助下，他解开了这个疑团。 《嘉兴藏》的经板确实在径山上刻，但藏板与刷板则在山脚下的化城寺。因为当时刻板是在多个寺庙中进行的，需要汇在一起才能刷印。而此时，明朝已经灭亡，江南是南明弘光朝的统治范围，寺里就向弘光帝打了报告，但还未执行，弘光小朝廷就覆亡了。到了清顺治十七年，为了从水路运送汇集经板，寺里又托钱谦益出面疏通主管官员，“求免榷税” 。通过对典籍产生和传播的历史场景的复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思想文化可以穿越时空，但思想文化的传承并非“隔空传音” ，政治、经济以及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信众的意志等各种复杂因素，在思想文化延续传承中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政局动荡的风云中，典籍的刊刻传播的线索却近乎执拗地沿着自己的逻辑伸展开来，并把内蕴的精神坚定地传递下去。

　　阅读典籍是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的重要通道，也是思考我们到哪里去的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典籍是古人留给后人参透天地奥妙的秘钥。而像很多魔法书里说的，秘钥要放在合适的空间，才能被唤醒，才会显露它的真容。这部《见经识经》展示的正是阅读典籍的一种方法，也是唤醒秘钥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