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秘卷》　刘醒龙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家族史”是长篇小说中长盛不衰的题材，从《百年孤独》到《白鹿原》 ，中外皆然。文学作为人类情感体验和生活经验的审美表达方式，通过家族叙事链接起现实和历史，从而描摹出了人和传统之间的传神对视与诗意再造。当然，这有赖于作家自负的历史感和关怀当下的志趣。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是传统中最为稳固的伦理结构，以之为基础的乡村生活也是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生成的土壤。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乡村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空间。作为新现实主义和新乡村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刘醒龙一直对乡村（镇）情有独钟，他曾说“故乡是人的文化，人是故乡的文化” ，道破了人与乡之间的血脉关联。就他的长篇创作而论，若说早期描写山村民办教师生活的《天行者》和反映乡镇基层政治经济生态的《痛失》等，是以小切口剖开内心郁积着的“乡村情结”的话，那么到了《圣天门口》 ，则以全景式、史诗式的“家族史+革命史”的叙事模式，书写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境遇和命运。最近，刘醒龙发表了新长篇《黄冈秘卷》 ，以黄冈地域文化精神为底脉，以“父亲”一生的经历为主线，在家族叙事框架下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探讨了时代巨变下坚守信仰的正当性，同时折射了中国社会乡村与城市、传统与新变、历史与当下的冲撞和融合。

　　“秘卷”之秘，在于作者试图揭开潜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表象之下，支撑传统赓续和精神迭代的、隐秘不见的永恒之力。小说从叙述者“我”的文章被收入用于高考复习的《黄冈秘卷》中，从而引发好友的女儿记恨在心的故事开始，徐徐绘出一幅信仰与俗世、传统与当下、坚守与回归等意蕴交融的浑厚画卷。“黄冈秘卷”用作题目有着丰富的意义指向，至少在可见的层面上有两重所指，一是在应试教育中有巨大影响力的《黄冈秘卷》 ，围绕它的出笼和发行折射出现实中利与义的纠葛，也以此串联起“老十一”和第六任妻子紫娟的生活以及以“我们的父亲” 、革命前辈“老十哥”等为代表的传统力量对他们的态度，成为小说沟通历史和现实的重要通道。二是扑朔迷离、存失不定的家谱《刘氏家志》 ，“老十八”和“老十一”念兹在兹的是要找到旧版家志后重新续修，以期在其上留下自己想要的那一笔；而祖辈生活在黄冈的刘家，其族志记载的家族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黄冈人文精神的“秘史” 。显然，对不同意义的“秘卷”的寻找隐含着人物不同的道德追求和伦理选择。

　　贯穿在小说中的核心精神和主题要义，是关于信仰的坚守和重建，作者主要通过塑造“我们的父亲”即“老十哥”刘声志的形象来表达。战争年代，“老十哥”因为受到与自己的名字同音的堂弟“老十一”刘声智的牵连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到共产党人国教授的影响树立了坚强的革命信念，从此只相信组织，对组织保持绝对的忠诚，离休后还“对组织的痴迷表现几乎无所不在” 。他心记国教授口授的暗语，出狱后历尽艰难找到组织；他不顾父亲的反对继续保持与海棠的感情，但是当组织上因为海棠的家庭背景而否决了他们的结婚请求后，他选择了服从。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工作职位的进退流转，他从来都理解为“组织的安排，也是工作的需要” ；在抗洪救灾和森林防火工作中，他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一心为了集体和人民。他不肯为了自己方便而乘坐公家的汽车，在困难时期甘受清贫不占国家的便宜。在他看来，将自己交给组织，就不再是刘家大垸的人了，他不在意是否能够进入族谱，而在意《组织史》对他的记载和评价，以至于他抱着父亲的骨灰回故乡，心里想到的也是“为了养育之恩，自己就违背组织原则一回” 。

　　作者将主人公称呼为“我们的父亲” ，使刘声志成为经受过革命洗礼，心里只有集体和人民，愿为信仰奉献一生的一代英雄父亲的精神形象；同时，父亲一生的经历和性格也昭示了信仰在共产党人心中迸发出的伟力：“老十哥甘愿献身的组织，用其强大的凝聚力，彻底地溶解了成员们的生命与意志，整合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集体生命和集体思想。 ”

　　当然，作者的抱负绝不仅限于写一部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史” ，因而刘声志也并没有被扁平化为一个革命事业的简单符号。作者打破叙述的线性顺序，通过时间、空间和视角的转换，以略有“先锋”特征的叙事为人物坚守信仰寻找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根据，从而使形象获得活态化的真实弹性。一方面，刘声志的性格形象与刘氏家风和黄冈地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灵魂的底色是传统士人风骨。譬如，曾祖一代家境贫寒，曾祖母是“以刘家大垸为中心，方圆三十里人所共知的苦婆” ，然而这位贫苦的乡下妇女对待生活的态度令人敬佩：受人施舍来的饭食先要拿到灶上重新炒煮一番，“再像模像样地端出来，摆在桌上喂给家里的孩子” ，她用日常的习惯传递出做人的骨气和尊严。贫贱不移其志，这是传统文化精神中的“集体无意识” ，刘氏一门家风，却彰显了伟大的民族性。这种精神品格和崇高人格又是在执拗、坚韧、守信的黄冈人文精神中养成的，是人物性格的文化渊源。另一方面，刘声志不单单是一个“老革命” ，还是一位有情有义的英雄，他与海棠尽管没有结合在一起，但始终对她一往情深，“福特小汽车”和被他们背诵的革命烈士的“绝命书”一道，成为“革命时期的爱情”的精妙意象。此外，他对小娴、哑女和妻子等的态度，都呈现出刘声志复合型的性格形象。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老十一”刘声智与刘声志几乎同时刻出生，二人的得名则与黄冈习俗里将“父亲”称为“伯”的传统异曲同工。但“志”与“智”一字之别，其背后隐藏的是两套不同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相比于“没有心计、宁信忠勇、不信计谋”的刘声志，后者身上则表现出极善谋略、能审时度势、敢于顺势而为的生活能力。遇到新的时代，这样的行事方式自然使他的人生有着与“老十哥”完全不同的色彩，在商场上钻营投机并发家致富的过程也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叙事线索。但是，作者没有选择二元对立的人设方式，“老十一”的身上寄托着作者复杂的情感愿望。尽管二人对信仰和道德的认知有天壤之别，但是在“老十一”身上流淌着的仍然是刘氏家族的精神血脉。他之所以支持“老十八”苦苦寻找《刘氏家志》 ，乃在于他们仍旧想在族谱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一点上说，他的灵魂深处仍旧是一个心向传统的人。他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获益者，但在他的信仰系统里，家族精神道义仍然排在第一位。“家志上写就的辉煌并不是后人的骄傲，家志上记载的耻辱却是后人的耻辱” ，刘氏子弟正是因为信奉“我”在给家志的序言中所写的这些信条，才不断以家风校正自己的信仰，从而使传统得以延续，这也是民族精神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老十哥”和“老十一”两个性格、精神和理想追求都不相同的人物，最终在信仰之力的驱动下，在传统道义的大纛下握手言欢。从相争、相隔、相拒与相融，人物的命运走向预示了在新时代中坚守信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老十一”携紫娟与“老十哥”相见，兄弟二人一起回到刘家大垸，显然是朝向传统的回归。在小说中，如何平衡家族传统与革命信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题，刘醒龙对此的处理显现出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功力，即将《刘氏家志》与《组织史》统一在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如“老十八”所言：“岳飞宁肯死在风波亭也要精忠报国，但岳飞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个不字。《组织史》包含着远大理想，《刘氏家志》可以用着追根溯源。 ”这也是《黄冈秘卷》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