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意涵丰富，可供讨论的层面很多，尤其对思考今日之思想不无裨益。此章全文如下：
子游曰： “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 （ 《论语·子张》 ）
此章体现了子游和子夏在教育方式上的区别。子游认为子夏教育学生执着于日常礼仪等末节之事，这些是“小学” ，侧重于让学生历练事务，但有可能追末遗本，有失为学之根本，非“大学”之道。子夏听后，认为子游话说过了，君子之道不会因为是细枝末节之事或道理短浅而先传授，也不会因为是根本之事或道理深奥而后传授，先教还是后教，并无成法，也不应有成心，应从学习者的角度选择教育次序。因为学习者的资质有高低，程度有深浅，应因材施教，如同草木，大小类属不同，区别待之自是常理。若不从实际出发，将高远深奥之理强行传授给学生，让其做一些暂时难以完成之事，这是对君子之道的误解。君子之道不容歪曲，传授时要讲究次序和因人而异，如程颐所言：“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但由近及远，有始有终，大小都学通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般人很难做到。就此而言，子夏之教立足常人，较为切实。
通观《论语》中的子夏，可以想见他是一个注重日常礼节、关注末节之事的人，对君子之道或者说对礼仪之后的“道”思虑不够。故在《论语·先进》中，孔子说他“不及” ，意指他离君子之道尚有距离。在《论语·雍也》中，孔子告诫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说明他是接近“小人儒”的。这里的“小人”是指他的行为过于关注末事，过于实用，思想还不够远大，子游告诫子夏门人要知“本”意即在此。
子游所谓的“本” ，即子夏所说的“君子之道” 。黄侃与刘宝楠都认为“本”指先王之道，即关乎治国根本的礼乐之道。朱熹认为“本”指的是“正心诚意”之事，朱熹把子游、子夏之争，放到《大学》 “八条目”的框架内进行理解， 《大学》所说的“格物”即“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按照王阳明的理解，“格物”之“物”应该理解为“事” ，他所说的“事上磨炼”即“格物”的工夫，格物致知也就是致良知，亦即朱熹说的“正心诚意”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本” 。这与黄侃理解的“治国平天下”的礼乐之道一虚一实，有所差异但可以沟通，如果礼、乐是外在制度形式，其本是“仁” ，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那么，“致良知”“正心诚意”也便是求仁了。
若子夏之学侧重于末事，子游之学则因先言本（大道）而后行事（礼仪）而显得高远空泛，不切实际。虽然子夏的反驳，也是提醒门人要即末而悟本，但二者在本末之间还是有所偏重，荀子的批评颇能见出他们的不同。荀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由此可见，二人在对待“礼”的问题上，子夏拘于礼之形式；子游虽不拘形式，但却给人以不接地气空谈礼义、流于空泛之感。经由子游、子夏之争，事实上体现了儒学内部或者说中国思想传统中一直或明或暗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即如何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处理“本末”的问题，也是如何统合两种教育方式的问题。孔子去世后，所谓的儒分为八，大体可分为本末两派，而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体在本末、大道小道、内圣外王之间摇摆。通常的表现是将本末分为两段事，或者将本末割裂，或者是本末对立，本末一致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比如，立足于法家的秦制与强调先王礼乐之治的王道政治的对立与冲突，事实上就是一个本末的问题。又常见王朝末期，往往浮华奢靡、过多繁文缛节，以至文质失衡本末倒置。本末、文质相对平衡的时代，基本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本末失衡或割裂，天下便动荡不安，这是政治上的“本末”现象。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本末失衡的现象也经常出现。春秋以至秦朝建立，强调实用性的思想占据主流，法家是为代表，政治上出现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现象，而谈性理、王道理想、礼乐制度的思想不再被重视。无论此后由汉代开启的今古文之争，还是魏晋清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常州学派，大体皆可在本末、内外的框内进行讨论。
进入现代后，中、西学体用之争甚嚣尘上，至今未绝，这其实是本末之争，表现为中、西学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其结果是西学为体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流，“反向格义”西方思想成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通行做法，而中国的思想传统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思想并没有平起平坐。比如文学研究领域，界定何谓“文学”的一些观念与范畴，即来自西方，以源自西方的“文学”理念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谈论中国文学，显然会出现削足适履本末倒置的结果。中国文学传统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被打乱重来，所谓的“整理国故”重估传统事实上也还是今天的潮流，于是一套又一套文学史被建构起来。借助西方观念，中国文学研究者对建构所谓的文学体系乐此不疲热情高涨。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研究，既无自己的问题意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现实感、参与感很弱，离中国传统也越来越远，导致文史之学不过是西方思想的注脚与说明而已。所以，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的义理系统还是西方的，即便是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数对中国传统的义理系统缺乏深刻的认知，更不要说情感上的深心认同了，古代只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就本末这对概念来说，随着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进入，渐被理念与现实、本质与现象、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情感与物质等说法替代，二元性或者说二元对立的情形更为鲜明，天人、义利、体用、心物等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因为形上形下的二元思维方式和解释系统已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与预设，理论在前，主义先行，是目前的常见做法，在进行研究时，也常是套用某种理论分析某种现象或文本，这种做法是将世界观念化与对象化，其弊端不言而喻。
市面上教育的心灵鸡汤不少，现实感不强。记得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听过很多道理，我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皆非从一己切身体验、实践得来，自然很难与一己之身心性命发生关系。这说明教育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践履的精神，隔断了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事上磨炼的意义被忽视。当然，不是说不谈义理，不进行理论建构，但更要紧的是，不能忽视对学生在日常事务上进行训练，下学上达，由外而内，由小到大，从“洒扫、应对、进退”起始，是一个人格自然养成的较为稳妥的教育方式与教育次第，也是比较符合常情的教育方式，此即子夏之学的可贵之处。先末后本，先实践后理论，这样或能避免玄远空虚。就此，朱熹认为若学不由其序，舍近求远，处下窥高，结果是“理之全体固已亏于切近细微之中矣” ，意思是理的整全性并不能涵盖或解释日常细微之事，它因此是无效的。再则，如果教育过于技术化、职业化，汲汲于现实之用而无深远之思，与身心性命、君子之道并未产生一以贯之的关联，“君子不器”的德性教育在此过程中不再被强调，失去这个维度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有所体现。概言之，今天的教育在处理本末问题时，呈现出某种分裂性，对此需认真对待。
上面谈到，从传统到现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本末问题呈现出一定紧张感，但在本末殊途之外，在中国传统的内部，还有一条潜在的思想线索，对本末分裂的问题进行制衡或纠偏，此即由子游、子夏之争延伸出的强调本末一体的思想。就二人的本末之争，程颐的理解是“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 “自洒扫应对便可到圣人事” 。朱熹认为按照本末大小顺序进行学习，是从事的角度说，就此而论，日常之事确实存在着大小先后之分，但从事之理上讲，则无大小之分，且理无所不在。南宋理学家张栻指出此章尤能“发明圣门之阃奥” ，在他看来，君子之道，本末本一体，如将本末析为二体， “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不相管属，其为弊盖有不胜言矣” 。明末大儒刘宗周亦云“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 ，“始终无定名，总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粗精大小皆在其中” 。王夫之亦认为“小学之教，皆事也。而事外无道，道外无事，试之以事，即所以纳之于道也” ，所以“末者即本之末，本者为末之本，道无二致，而本末不可以分，固已” 。按照李泽厚的解释，事物之本末本一体，日常之细碎琐事也可见本体、见心性、致高明，如同阳明学派所谓端茶童子也是圣人。而现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此迥异，它们认为本高于末、本先于末而存在。
引述上述诸家意见，意在说明本末一体、道无二致的思想一直延续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是中国文化的精义之一，它的存在，成为纠偏本末失衡或本末分裂的观念性力量。我们应该庆幸，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保有这样的思想资源，若能汲取、激活这一思想，在现代世界面前我们或不至于彼此隔绝太深、疆界太多、撕裂太大，以至众声喧哗无法对话，连基本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就此而论，或许本末一体、道无二致的观念，会成为当下走出以二元分裂为思想表征的现代性困境的重要思想支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