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人生轨迹，探寻思想世界
——读雍文昴《从妙物入妙悟——佛玄合流与晋宋之际画论家交游研究》
若论历代人物之盛，六朝难有其匹。日本近代诗僧大沼枕山有言：“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六朝人物，于思想上并无卓越特出之处，于政治上更显庸碌无为，他们能够拔新领异，为世激赏，乃在其人生的艺术化。其举止言行，最具文化素养与审美趣味，复恃此素养与趣味，专意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与鉴赏，遂使六朝文艺如繁花竞放，熠熠生辉，不唯光映一时，更可烛照万世。
任何文化现象，都由多种因素凑泊而成。六朝文艺能有如此盛况，举其要紧处，或有三焉：一为世族政治，二为庄园经济，三为玄学思潮。世族自东汉而形成，至东晋而大盛，到唐末才消亡。世族之绵延，必靠文化，所以重视家庭教育，冀其子弟“如芝兰玉树” ，光振家门。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江南的顾、陆、朱、张，北朝的崔、卢、李、郑……六朝数十个显赫家族，皆是人才辈出，触目珠玉。世族政治保障子弟优先踏入公门，庄园又为世族之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活动场地，他们遂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世代绵延。政局的混乱，使儒学一统的局面式微，玄学兴起，佛学渐隆，促成了士人群体的自觉和个体的解放。玄学标举超越，专任自然，极具审美色彩和艺术精神，成为六朝士人最为推崇的价值观念。六朝士人身体力行，他们栖止园林，呼朋引伴，清谈宴饮，诗文书画，忘情琴棋，崇尚隐逸，最能彰显这一人生观。凡此诸种，构成六朝的名士文化。
雍文昴在著作《从妙物入妙悟——佛玄合流与晋宋之际画论家交游研究》中所选取的三位主人公：顾恺之（345-406）、宗炳（375-443）、王微（415-453），即是六朝名士文化的产物。三人生于晋宋鼎革之际，皆出身世族，首先是名士；三人都好绘画，顾恺之擅画人物，宗炳和王微以山水见长；三人都有画论问世，顾恺之的《论画》 《魏晋胜流画赞》 ，宗炳的《画山水叙》 ，王微的《叙画》 ，皆为中国画论史上的名篇佳构，影响深远。
从书名可知，雍文昴关注的是作为画论家的三人，她主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三人各自的交游考，二是晋宋佛玄合流对三人画论思想的影响。
为何要对他们的交往进行考证？文献不足故也。六朝时期的典籍，大多亡佚，保留至今的，实在少得可怜。三人之中，顾恺之活跃于东晋名士圈的核心，无论在当年还是后世，名声都极大，关于他的史料却非常之少， 《晋书·文苑传》有千余字的记载，多是关于他的轶闻趣事，基本取材于《世说新语》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亦有若干记录。 《隋书·经籍志》载有《顾恺之集》七卷（梁二十卷） ，顾恺之还著有《启蒙记》三卷，都已不存。宗炳、王微有隐士风操，相关史料就更少了。国内学界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画作或画论，很少有对其身世和交游进行详细考证者。
作者可谓迎难而上，她将正史、笔记、类书、方志、诗文、画论、笔札、尺牍、图像等皆作为可兹征引的史料，通过细密沉潜的文献功夫，对三人的家族出身与生卒时间、活动区域、交游朋辈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书中结合相关史料，并综合前人意见，将顾恺之的生年判定为公元345年，卒年确立为公元406年，较为合乎情理。作者令人信服地推断了顾恺之分别担任桓温参军、殷仲堪参军以及散骑常侍三职的大致时间，并对他担任殷仲堪参军期间的一次请假所往地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顾恺之很可能去了建康，其目的，除了悠游山水，很可能是去瓦官寺修复受到火灾波及的《维摩诘像》 ，这一论断有相当的合理性。作者还展现了顾恺之与谢安、桓玄、羊欣、谢瞻等人的交往，根据诸人年龄，指出召集顾恺之与羊欣讲论书画的“桓大司马”不是桓温而是桓玄，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学界对于宗炳和王微的研究更显其少，作者呈现了宗炳与殷仲堪、桓玄、刘裕、刘义庆等刘氏宗亲以及王敬弘等人的交往，让我们看到，宗炳其人虽然隐居不仕，却屡受征召，与当世最有权势的人物多有往还，作者指出，此乃宗炳得享高名的重要原因。书中复梳理了宗炳与释慧远、释僧慧、雷次宗、何承天等佛教徒或具有佛教信仰的人士的交往，以及宗炳在江陵、庐山和衡山的几处主要隐居地。从中可以知晓，宗炳的山水画理论与其隐居生活和佛教信仰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王微出身六朝最为隆盛的琅琊王氏，但其“素无宦情” ，交往群体很小，作者通过史籍、信札等史料，呈现了他与刘氏宗亲以及谢庄、颜延之、竺道生等人的往还，让我们领略了这位高门隐士的生活圈。
作者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更是六朝思想史上的大问题。魏晋时期，玄学大盛，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此时乘着玄风在士人中间传播开来，开启了佛教玄学化的历程。东晋时期，这一趋势特别明显，高僧多通《老》 《庄》 ，像支遁等人，不唯精解《庄子》 ，更是跻身名士行列，与时贤逐日清谈讲道，本人亦颇具名士风度。此时的名士，大多倾心佛学，像殷浩等人，对于般若、涅槃等义理悉心考究，更有一些士人加入信仰的队伍，世家大族子弟，常有出家为僧者。士人对于佛教，大多怀有着亲近的态度。可以说，这一期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于士人而言并行不悖，渐有融合的趋向。
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顾恺之、王羲之等名中带“之”字的，信仰天师道。不过，他们皆与僧人有所交往，顾恺之在瓦官寺画维摩诘，王羲之亦与支遁等人为友。宗炳和王微和佛教接触更多，如书中所述，二人与当时最为知名的高僧有着亲密的交往，宗炳还著有佛学论文《明佛论》 。
玄佛激荡交融的时代思潮，必然会对时人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尤其对于宗炳和王微二人。二人皆崇尚隐逸，放情山水。这种山水审美意识发端于东晋，时人“以玄对山水” ，大兴隐逸之风，玄学贡献了理论的基础，佛教亦助长了这股风气。作者考察史籍指出，隐居庐山的释慧远很可能是将佛教思想与传统隐逸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开端，这一观点很有意味。除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本书第五章集中考察了佛教与玄学的交融及其对于三人艺术观的影响。作者解析了般若学的“缘起性空” ，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和“法性” ，鸠摩罗什的中观思想，竺道生的涅槃学说和“顿悟成佛”说，明确揭示了这些思想对艺术理论的影响，指出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理论体现了玄佛的论争，宗炳《明佛论》中的“法身说”与其“澄怀味象”说有内在的会通，王微《叙画》中对于“佛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在作者看来，晋宋之际的艺术理论，发展到王微，形成了艺术观念由本体到心性、艺术认知由辩证思维到审美直觉的转向。作者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就是对妙悟说的考察，作者认为，东晋出现的“妙悟”之说，与略早出现的“妙物”概念有递进关系，从“妙物”到“妙悟”的变化，与晋宋之际佛玄合流的思想进程相互关联。此说值得深入探讨。
无疑，晋宋之际的时代思潮丰富多元，其对个体及艺术理论的影响复杂而隐微，作者能寻根探源，洞幽索隐，对其间的繁难关联条分缕析，使其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脉络，让读者看到一种异质文化如何融入中国，被时人选择性地接受，从而产生出一种新型的中国思想和艺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