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害怕有人这样问我的。但如果有人非要问我历史学得如何，我的回答注定让他失望。要是我说我对我和奶奶的交往史吃得最透，接着还正经八百地说奶奶是哲理深厚的大方之家，免不了有人会把大牙笑掉。

　　我已经习惯了被人看轻，并认定这是自己越来越显空虚的躯壳里，仅存的一点重量。所以，被人嘲笑或挖苦多少遍，我的回答，就会一字不差地重复多少遍+ 1次。

　　我承认历史——甚至历史这个词——和我在彼此眼里都很陌生，我也承认这一生里，奶奶农民的身份链条从来没有过一天的断裂。可是，人们也得承认，没有一段历史离得开农民的喂养，也得承认一个农民的哲学范畴，有可能远远超出一亩三分地的边界。

　　我不尝试说服谁——我为什么要说服谁？

　　奶奶说过，你叫了一万遍洋芋，是红苕还是红苕。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爷爷没了，有了奶奶。我的意思是，我对奶奶的印象，大概是从七八岁时开始有了焦距。

　　舌尖上的童年并没有多少滋味值得反刍，唯有奶奶的碗，让人至今念念不忘。我们手上的土碗黯淡粗糙，大而无当，奶奶的玲珑得多，还是瓷的，上面有青花图案，几只蝴蝶停在上面，翅膀一抖就能飞走。

　　碗再漂亮也吃不得，可奶奶的碗总是飘着异香。很久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个早上，奶奶都会顺着香味走过来，将一箸闪着亮光的挂面夹到我的碗里，让我眼前的世界，瞬间被刷新、被照亮，被一抹动人的色彩装扮得活色生香。

　　这时我妈总会骂我：连奶奶的东西都要争来吃，还有没有规矩家教？

　　也是这时，奶奶会半是马着脸、半是扬着眉地怼她一句：娃娃家，哪有那么多规矩！

　　奶奶的下一句话，大概也是不会缺席的：只要发奋读书，以后天天都有清油挂面吃——不光清油，兴许还有饼干呢。

　　课堂是个可以创造一切的魔方。奶奶浅白的一句话，藏着多么深刻的哲理。

　　我总算明白了。人与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就像书桌上的一摞书，高低上下随时可以变换，书桌和书却永远只能固守在自己的位置。

　　番茄转红了，奶奶挑了几个，让给外太祖母送去。核桃饱满了，奶奶装了一篮，让给外太祖母送去。鸡子变成鸡婆了，奶奶凑了一钵蛋，让给外太祖母送去……那时，外太祖母是我家最老的老人。

　　老人住的地方，离我们三四里地。很多时候，奶奶轮番差使她的子孙后代，替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并在一次次的来回往复间，强化对血缘的追溯与体认。而我对于这年复一年行走的意义的认知更进一层，是在外太祖母有说有笑的面容被一道冰凉墓碑置换以后。当我再也不能看着老人的小脚因为我们到来搅动满屋风云，我终于知道，那条蜿蜒在稻麦荷菽间的小路，不光是连接奶奶与母体的脐带，其实还是我读到的第一部人生之书。

　　奶奶的八个儿女中有五个“出去”了—— “出去” ，就是蜕了“农皮” ，吃了公粮。要知道，在当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自己的命运有多么同情，对有人“出去”的人家就有多么歆羡。

　　而这只不过是奶奶威望广厦的四梁八柱。让她成为平地高楼的，是几十口人几十年里对她绝对服从、绝不冒犯、绝顶孝顺的自觉自愿。

　　一个人的权威，是自己苦心营造的，还是别人顶礼奉送的，实在有着本质和品质的不同。奶奶的优越感就是这样养成的吧，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今这日子，给个省长当，我也不舍得换。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挤对她，我才不会客气。

　　奶奶才不理会我的小肚鸡肠，慢腾腾说，你看电视里好多有权有势的人，下面的人当面叫你大人背后骂你小人，有啥意思。我这个乡巴佬活得倒还实在些——至少，这家子人没哪个对我不是巴心巴肝。

　　奶奶接着又说：人家服你，生产队长也受人鼎敬；人家不服，占地再宽，还不是白铁皮一张。

　　奶奶端坐八仙桌边，或者斜倚卧榻之上，我所看到的，从来都是不怒自威的气度、宽和从容的气场。

　　还在三四岁时，儿子就已知道，但凡家里有稀罕东西，在孝敬老祖前，是绝不可以先碰一下的。他起初也感委屈，后来就通泰了：没有老的就没有小的，老的没有，小的就不能有。这句话，当然是我告诉他的——我小时候，父亲就是这样告诉我的——自然，父亲小时候，奶奶也是这样对他讲的。

　　奶奶薪传后人一句话，进而顺理成章地从这句话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奶奶就坐飞机逛过北京，乘轮船游过三峡，搭火车打望过连天碧草、大漠黄沙。多数时候，奶奶留守家中，于是，她的散布在外的子孙的孝心，顺着邮路，四方来朝，此起彼伏，源源不断。

　　1979年春天，奶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归来，她被家里人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奶奶到底闲不住，她要忙的事不少，最顶要的是和周家幺爷爷一起烧香、念经。

　　周家幺爷爷是“五保户” 。虽是一介女辈，村中无论老少，均以“周家幺爷爷”相称。奶奶和她一起念的是经书，印象中，蝇头小楷疏朗有致地落在线装手抄本上，要说内容，却是记不起了。

　　和周家幺爷爷一样，奶奶其实一个字都不认识。她的记性也说不上好，离开书，不管前三句如何顺畅，第四句准保卡壳。但手一沾到书，那些字酒醒一般，立马就活跃起来。

　　为啥不管刮风下雨也要去周家念经呢？我不明白。

　　因为她没儿没女，孤苦伶仃。奶奶说。

　　我真是有些后知后觉了——每次出门前，除了经书，奶奶总还会带上一点别的东西，比如一把挂面，或者几棵白菜。

　　她接下来的又一句话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人老了会眼花，但观音菩萨不会。

　　那时少不更事，奶奶的话，说是并未在意，不如说并没听懂。直到今天，从时间的回音壁上，我才读懂了奶奶话里的话：嘴上念的是一本经，心里念的是另一本经，就算你骗得过自己，总还有一双无迹可循却又无处不在的眼睛，会把真相看穿，把你看透。

　　奶奶高格又低调地活着，不知疲惫。

　　土地是叔叔姑姑们跳出“农门”后蜕下的皮。爸爸常年和他的小本生意一起在外飘着，东一块西一块的责任田，母亲不得不大包大揽。两个哥哥参军后，我成了母亲唯一可以指望的帮手。喂猪垫圈，洗衣做饭，占据了我一天时间的大多数，而一俟放了农忙假，这些繁复纤杂琐碎之事，全然上不得桌面。

　　所幸僧多粥少，村里每颗人头上只顶着六七分田地。可恶的是地肥，产量高，一亩少说能收一千四五百斤稻谷。畏惧风调雨顺、大地丰收，不是我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因为一个少年在翻晒粮食的日复一日中，对于生活的热情，已经先于谷粒里的水分，被日头无限蒸发。

　　翻晒稻谷与清理稻叶，是烈日同我的合作，也是烈日与我的对垒。谷粒可以在我手下翻身，我的两张脸，却难逃被一个又一个日头煎炸得外焦里嫩的命运。没有三四个饱足的晴日，颗粒归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意象。晚上把稻谷请进屋躲雨，第二天早上再送出去吸食阳光，在十多岁的我手上，一亩田至少有上万斤的重量。

　　只有我在晒楼的时候，奶奶常常将半杯啤酒递到跟前，然后接过我手上的谷耙，接过我的活。玻璃杯里的泡沫缓缓下沉、破灭，与之对应的，是笑容在奶奶脸上缓缓升起、定格。恰到好处的，一阵风贴着脖子从脑后掠过，奶奶的目光从我的眼眶洒进心间，宛如月明。回想起来，那是农忙时节里仅有的可以感知并归属美好的时光，是从炎炎夏日坚硬躯壳里剥离出来的清凉，是长夜至暗处亮起的一豆灯影，是你对已经厌倦了的世界仅存的一丝好感。

　　比啤酒更能补充能量的是奶奶盛在杯里的一句话：你不怕苦，苦就会怕你。

　　这句话在我后来的人生经验里并没有完全得到印证，所幸余生还长，我愿意借用他们的全部，作为奶奶的论据。

　　奶奶不是佛，但我早已是她的信徒。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委培”中专。老师们觉得能长成“半残品”于我已是撞了“天昏” ，这让很要面子的父亲很没有面子。我的录取通知书被他草纸一样扔进了猪圈。当草纸停落在一个粪团旁，他的声音划伤了我的耳朵：一头猪。

　　圈里明明关着两头猪呀。等我明白过来那两头和另一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时，大概也明白了，那其实差不多也是一回事。让两头和一头最终得以区分的是奶奶云淡风轻的一句话：你是在骂他，还是骂自个？

　　哪个喊他不争气？一头猪吆到北京去了回来，还是一头猪！父亲和奶奶说话，语调很少调到那样高。

　　就算真是一头猪，膘也有厚有薄。

　　奶奶点着了父亲穴道。他怔在那里，不再开腔。

　　奶奶从猪圈里捡起了那张纸。捡起了我的人生。

　　中专毕业，我端了传说中的“铁饭碗” 。单身汉的饭碗通常形影相吊，尤其从乡上调到县城以后，伙食团说没就没。小姑住在城里，奶奶住在小姑家。小姑和姑父在家里给我添了一副碗筷，而我素来不愿麻烦别人，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奶奶不请自来，打理起我的一日三餐。知道她是说客，我稳了稳神，过起饭来张口的生活。想着她很快就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暗地里准备了一堆遁词。哪知我处心积虑划定的防区，她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沾染。然而，就这样，就是这样，我乖乖做了奶奶的俘虏、小姑家的饭桶。

　　奶奶被家里人当活菩萨供着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试问哪个俗人敢劳烦菩萨伺候？奶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好像，她说得已经再明白不过。

　　奶奶麾下“公家人”多，常有人登门造访也就显得顺理成章。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人多是有事相托。倘是借钱借粮、讲理劝架之类，奶奶通常不会让人失望，若事情不是当下她能应承，也一定会好言好语求得宽宏。待人家断了念想，抱憾离开，她却在脑子里忙不迭翻开花名册，在她的子孙里来一个沙场点兵。

　　奶奶因此“被”加官晋爵。第一次叫刘局长时，奶奶以为我在叫别人。但她很快反应过来，后来再这么叫她，她居然也不怎么反对。一些人吃着公粮不正经办事，我比他们当得还伸抖些。是不是这样想过，我没有问过奶奶。

　　别看老人家慈眉善眼，一旦脸上变了颜色，那可是让人一小壶喝不下来的。一次，六叔六婶不知何故闹起口角，情急之下，六叔竟要借拳头讲理。“梆、梆、梆” ，几声闷响过后，六叔的手总算放了下来，而奶奶手上的拐杖，仍然对他的后背虎视眈眈。作为奶奶的“生活秘书” ，后来日子里，六婶对奶奶的照顾无可挑剔。我相信，奶奶不问青红皂白落在儿子后背的响声，也是儿媳眼里值得仰视的气质。

　　七十岁前，对于自己的子孙，老人家很是热衷于耳提面命，恩威并施；年过古稀之后，对于一应家庭事务，奶奶几乎都睁只眼闭只眼，谁要找她拿主意，管你是实是虚，一概打了太极。

　　西康时期，老家遍地鸦片，都说权力比鸦片还容易上瘾，你咋就没成“瘾君子”呢？我问奶奶。

　　奶奶说，但凡成了瘾的，都不是君子。

　　你们对我这样好，死了都值得了。你们对我这样好，死了太值不得了。两句都是奶奶说过的话，经常说起的话。

　　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上会突然有一只鸟飞过，你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会冒出这样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时候都是从她被窝里冒出来的。我，我们孙子辈，年过四十，还是喜欢钻进奶奶的被窝。如果她睡着了，就顺着她的梦入梦；如果她没有睡着，就来一番东拉西扯，从大漩头扯到亮河地，从干河子扯到麻家山。这个时候的奶奶不是奶奶，你可以叫她首长、老刘、炳芬同志，或者刘大局长。我们负责没心没肺，她负责眉开眼笑。

　　只有想起死亡的时候奶奶眼眶里才会涌起忧伤。

　　奶奶说，我在观世音面前许过愿，下辈子，我们还做一家人。

　　奶奶说，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奶奶渴望长生，可她早看透了死亡。

　　和未婚妻的定婚之旅，我约奶奶同行，奶奶半推半就。

　　订下蜜月计划，我约奶奶同行，奶奶满口答应。

　　但凡举家出游，奶奶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体力好时自不待言，待老人过了耄耋之年，一说郊游，我那大大咧咧的儿子，最先想起的总是老祖的轮椅。

　　好想好想，和奶奶一起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没有一条路没有尽头。

　　公元2018年2月27日12时16分，奶奶用永远的沉默留下遗言，从此相对无语，从此天人永隔。

　　奶奶在人间的路走到了终点，而我的还将继续。尽管明白一个人活着就要接受失去，尽管明白生和死都只不过是渡向彼岸的江河，尽管从担心这一天到来的那一天起就听到了这一天越来越近的脚步，因为奶奶再也不会回来的离开，我仍是止不住失声痛哭。

　　活着不打扰别人，就是永远的离去，奶奶也提前打了招呼，谁也别说。奶奶走后，家里没设灵堂，家人没贴讣告，但是前来送行的依然不下三四百人。

　　先于奶奶抵达，我和晓亮来到她在人间的最后一个驿站。我们用黑纱屏蔽了斑斑污渍，用清水将蜡迹密布的地面恢复到最初的颜色，用未曾有过的细致将大厅外的烟头纸屑瓜子皮细细做了清除，用与对待一个活泼生命同样诚实的态度，为一个生前极爱洁净的人，把洁净保持到羽化前的一刻。

　　做着这些的时候，充斥在我脑子里的只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空白交接处，一个声音一遍遍响起：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怎样算是死去，如何才叫离开？一个问题的疙瘩，硌得人心里生疼。

　　我的痛感神经睡去，与奶奶的复活同步。复活的奶奶住在家人为她搭建的心中的屋宇。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条小路，奶奶从远处走来，矫健的身影那样熟悉——

　　母亲说，她这个儿媳，奶奶当闺女看待。好多时候，我的两个姑姑，还享受不到她的待遇。

　　二姑说，爷爷奶奶成家时，只有一间厢房。爷爷当背夫，奶奶用四年时间，开出三亩荒地。

　　三叔说，为了兄妹八人完成学业，爷爷拼了命的挣工分。奶奶哪怕熬到大年三十凌晨五点，也要赶出来新衣八套、新鞋八双，让他们穿得干净喜庆。

　　四叔说，每修完一幢房子，奶奶就老了一头。

　　五叔说，日子紧时，奶奶是个“穷大方” 。日子好了，却“抠”得要命。

　　六叔说，越是看起来糊涂的时候，老太太越是清醒。

　　七姑说，有一段时间，生产队长的口哨控制着全队人的时间。但队长的哨音对奶奶没有用，因为奶奶总是比他的哨子起得要早。

　　八叔说，按照奶奶规定，家里二十多口人吃饭，包括吃面条，不能发出一点声响。

　　大哥说，记忆中，人们都吃完出工了，奶奶才开始吃饭。就连其他人剥下的红薯皮，奶奶也从不嫌弃。

　　二哥说，他从小拉肚子，直到十二三岁。奶奶疼他，总让他挨着睡，并且每晚，都能给他变出来半捧花生，或者几颗核桃。

　　……

　　奶奶有后人46个。大家说，每年九月初九，都给奶奶过生日，直到她100岁、 120岁、 180岁……

　　民国十七年农历九月初九寅时，一声啼哭降落在四川省越西县大树堡海螺坝沙坝头一间茅屋里。

　　被那声啼哭标记的生命，取名刘炳芬。

　　刘炳芬，就是我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