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石棺上的羽人、墓志、玄武、青龙、白虎拓片
王晖石棺于一九四二年秋出土于四川省芦山县。此棺为东汉上计史王晖墓棺，制作于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 。石棺通长2 . 5米、宽0 . 83米、高1 . 01米，用整块红砂页岩石凿成。全棺造型雄伟，制作工艺精巧，因出土晚，风化程度轻，造像及铭文汉隶字划清晰，棺体与棺盖榫槽合缝严密，除右壁后部与盖之结合处为早期盗墓者略有损坏外，其余图像及铭文等皆保存较好。史学家任乃强曾有“雕迹全新，使无建安年号，将疑为近世所作也”之语，在当时此类石棺出土较少的情况下，自然为世瞩目。即使在今天同类石棺出土较多的情况下，王晖石棺雕刻艺术的象征性手法蕴藏的图像内涵，仍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石棺呈长方匣形，与我国古代木棺同式。棺盖首端雕刻一兽头，鼓睛张口龇牙衔环，左右有獠牙一对，双手抓环，肩有双翅，翅根部亦有三圆品列纹，形象威猛。此图像常见于我国先秦时期青铜器及后代门扉上。此图像与汉画中的铺首形制划一，皆为威严的兽面形象，与墓门雕刻内容动静相谐，既有神圣威严的权力象征，又具强烈的威慑人心之作用，起镇墓驱邪之用。
棺身前和镌刻双门。左门紧闭，门上刻墓志汉隶35字“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十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十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 。被学术界誉为汉隶书法之精品。上计史官职不见于《后汉书·百官志》 ，为郡国小吏。其职司为岁末时集郡国之资料上奏于朝廷，选拔多为境内名士及干吏充任。 《汉书·武帝纪》“令与计偕” ，即指此职司。颜师古注云：“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今所徵之人与上计者俱来，而县次给之食。 ”可见此职司为当时州部郡国重要职官。
右门微蓄，门缝中刻一羽人微露半身，头挽发髻，神态端庄，衣带飘拂，衣底见脚，右腿胫上着甲，右手抚门，作侯望之态。左侧浮雕为腾飞状之龙，右侧浮雕为虎首龙身兽，后和浮雕为蛇缠龟身。
据墓志，王晖石棺镌造于东汉末建安十七年，当时蜀地五斗米道盛行，石棺组图采用了时人皆喜好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神布局。按文献记载，四神在画面上的位置是遵循一定规制的。王晖石棺上虽然缺乏前朱雀，但是前和右门上的羽人却有更为直观的视觉意义。羽人，也称仙人、真人，在古代常与四灵搭配较多。 《楚辞·远游》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王逸注： 《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 ”洪兴祖补注： “羽人，飞仙也。 ” 《论衡·无形篇》云：“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羽人在汉代神仙谱系中具有两重象征意义：作为仙界神灵，其自身具有长生不朽的功能，这种功能象征着生命的永恒；与此同时，羽人又具有升天降凡的本领，且拥有不死之药，所以它在此充当着仙界的使者，引导墓主灵魂升天。
青龙、白虎、玄武在充当仙界使者的同时，又代表了升天的目的。在人们信仰的魂、魄观念中，魂的自然属性是上扬的，人死后其魂都要向上飞升，而人们理想中充满快乐与自由的神仙世界正是那些游魂最理想的归宿。因此，从石棺五幅浮雕造型寓意，不难看出王晖生前笃信黄老之学，喜好升仙之术。他相信死后的魂如果能够得到引导或者帮助的话，就会顺利升入极乐世界，从而达到快乐永恒和幸福的归宿。而为了与魂气上扬的自然形态相符合，于是就将四神安排在石棺四壁，而它们所形成的空间正是墓主人灵魂的终极归宿，也就是神鬼世界中的“天国世界” 。与此同时，置身于龙虎中间的墓主人，想通过占据上古巫觋所拥有的与鬼神相通的道路，来达到自由升天的目的。
另外，从石棺对青龙和白虎的塑形上可以看出，汉代石刻艺术家在取材赋形时，则各有发挥，其通过将有翼的蛇与走兽合体，以极具简化、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用蛇形细长的躯干，取代走兽粗壮的腰身，而与蛇型相比，突出了腿足的刻画，还有一条超出身体比例的长尾回扬于背上，加之弧形凸起的高浮雕、粗狂遒劲的线条，使它们看上去极富立体感和抽象性，即使不添饰云彩，也形同天空遨游之姿。正如阿恩海姆所言：“当一件艺术品被誉为具有简化性时，人们总是指这件作品把丰富的意义和多样化的形式组织在一个同样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细节不仅各得其所，而且各有分工。 ”
王晖石棺出土不久后，时在重庆的郭沫若先生，就因友人车痩舟的寄赠，得到了石棺的浮雕拓片。郭沫若观摩之后，对一向被视为西蜀僻地的芦山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竟有如此雕工精湛、意象神奇的石刻艺术，不禁大感惊奇。联系当时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时局，他感慨万端，于当月十四、十五两日连续赋长诗二首，盛赞王晖石棺的雕刻艺术。从郭老的诗和回信中，表述了如下几层意思：一、王晖石棺的出土与前蜀王建墓的发掘，都是考古学术上的重要事件；二、王晖石棺画像艺术矫健雄浑，意象神玄，可以媲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米克朗杰罗和近代法国罗丹的雕塑作品，誉其，“诚哉艺术足千秋！ ”三、石棺画像为龙、虎、龟蛇之象，其龟蛇图尤象男女好合恩爱缠绵之意。
王晖石棺五幅浮雕，不仅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而且还为我国道教研究提供了实物史料，并丰富了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神灵祥瑞动物造型构思。它凝聚着民族独特文化心理和时代精神风尚，对我国丧葬制度、宗教信仰和民间文化形态、探讨等都极具审美价值和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