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他是史书上有着明确记载的历史人物。然而，蔡邕的形象进入戏曲作品后，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史书记载的孝子形象转而为负心汉，再转而为“三不从”的无奈文人。蔡伯喈的历史形象与戏曲形象之间为何会有差异呢？
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伯喈是“笃孝”的模范：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伯喈侍奉病榻上的母亲三年，常常夜不能寐。母亲病逝后又恭敬有礼地为之守孝，获得了乡里的敬佩。蔡邕还具有“兄友弟恭”的高义，兄弟三世同住，相处和睦。
然而，到了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的形象开始出现质的变化。
徐渭在《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 《王魁》二种实首之。 ”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是家庭婚姻剧的典型代表，蔡伯喈富贵易妻，另娶高门，并马踏贞女，可谓是丧尽天良。流行于民间的南戏，自然不会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书生有好下场，于是蔡伯喈被雷劈死，表现了民间情感对“负心人”的深恶痛绝。也借助这样的戏曲结局安排，达到了宣泄情感和表达爱憎的艺术效果。
元末明初的《琵琶记》 ，在著名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造。作者高明主要的改编笔墨就集中在蔡伯喈身上，李渔在谈到蔡伯喈形象的塑造时说：“一部《琵琶》 ，止为蔡伯喈一人。 ”高明把民间百姓深恶痛绝的“负心汉”蔡伯喈形象，改写成“三不从”的文人形象：欲在家养亲，父不从，蔡伯喈被迫上京赴考；考中状元后，蔡伯喈想推辞牛丞相招婚，但牛丞相不从，并以奉旨成婚的方式逼迫蔡伯喈“重婚” ；蔡伯喈时刻怀念家人，欲辞官归里，可朝廷不从。此所谓“三不从” 。学者陆林认为，“将民间气息浓郁的宋元南戏特有的批判锋芒已抹去无痕” 。
蔡伯喈形象的变化，早已引起历史上戏曲家们的注意，明代白云散仙在《重订慕容喈琵琶记序》中谈到蔡伯喈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差异性时说：
是戏（ 《琵琶记》 ）词丽调高，谓为南戏之祖，信矣。然不免诬诳前贤耳！史称：蔡邕三世同居，父子同朝。又称：邕至孝侍母，病不解衣，庐母墓致瑞，盖非贫仰于邻，而赖妻治葬者也。此戏失真，何以取信于世？
明代胡应麟也在《琵琶记本事考》中感慨此事：
余尝笑中郎有三不幸：汉史垂成，陷身缧绁，一也；生止一女，复没虏庭，二也；头白齿落，制命凶渠，千年后横遭风流案诬衊，日为里妇唾讥，三也。闻者辄大噱不能已。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之间巨大的差异呢？
首先是民间艺人按照社会下层民众的审美情趣改造蔡伯喈的形象，反映百姓对“负心书生”的彻骨痛恨。
南宋前期，南曲戏文产生，带着民间审美趣味在东南沿海村坊乡镇生根发芽，下层百姓喜闻乐见的家庭婚姻题材是南戏主要表演内容。在宗法制的婚姻制度中，男性占有话语权，是维护家庭稳定的核心力量，批判男性富贵易妻、不守诚信行为成为南戏的重要看点，“负心书生”成为南戏极力批判的对象。普通民众要求维护稳定的家庭关系愿望，章培恒认为，在南戏中“更为集中和强烈” 。
宋元间，蔡伯喈“负心汉”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陆游曾写《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在南宋乡野说唱艺术已经十分繁盛，而蔡伯喈是其中重要的故事题材。
此外，宋元南戏遗存的《小上坟》中有一段唱词，更加明确地说出了“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具体内容：
正走之间泪满腮，想起了古人蔡伯喈。他上京城去赶考，赶考一去不回来。一双爹娘冻饿死，五娘抱土垒坟台。坟台垒起三尺土，从空降下琵琶来。身背琵琶描容像，一心上京找夫回。找到京城不相认，哭坏了贤惠女裙钗。贤惠五娘遭马蹦，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
蔡伯喈“负心汉”的戏曲形象由此发端，并在民间说唱艺术中盛行，成为脍炙人口的剧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院本名目”中有《蔡伯喈》一目。
《赵贞女蔡二郎》戏文今已全佚，但根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其主要剧情写的是“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 。显然，在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仍是民间审美接受中的“负心书生”形象。作品的主旨仍是谴责忘恩负义，并以“暴雷劈死”为结局设计，表达百姓疾恶如仇的朴素情感。
其次，高明《琵琶记》将戏曲的叙事由民间视角转为文人视角，以文人心态的复杂性角度改写了蔡伯喈形象，同时他根据文人刻板的“子孝妻贤”的礼教要求，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悲剧结局改写成了满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蔡伯喈形象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戏曲由民间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审美嬗变。
明清时期，文人成为戏曲创作的主体，文人曲家强烈地意识到，戏曲中塑造的文人形象会影响现实社会对于文人群体的认知。于是，他们在创作时有着明确的自我形象塑造意识，以文人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明清传奇，开始按照文人心目中的理想塑造文人形象。故此，明清戏曲中的文人形象较宋元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