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对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褒贬不一，如萧统就说这是“白璧微瑕”之作，而且《闲情赋》的知名度也远不如《归去来兮辞》 ，其实《闲情赋》在《陶渊明集》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对于《闲情赋》的主旨，尤其文中的“十愿”究竟是实指还是有所寄托，至今仍有争论。王瑶先生认为此赋写于东晋太元19年（公元394年） ，陶渊明30岁，其时刚刚丧妻，此文即是为了表达对爱人的深切怀念。但这种情感在赋的序言中并没有表露，相反《归去来兮辞》序将作文的目的叙述得极为清楚，若是渊明意在纪念亡妻，完全可以在序言中说明白，没必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另外文中虽表达了一种伤感的情绪，然而若说是悼念，恐怕有些牵强。

　　逯钦立先生则认为《闲情赋》写于彭泽辞归以后，也即是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11月以后，旨在“以追求爱情的失败表达政治理想的幻灭” 。此赋不必完全是政治理想的幻灭，但“十愿”中所表达的失落情绪还是显而易见的，恐与曹子建的《洛神赋》相似，是多种情感的交织，其中有对世事的失望，有对自身寄托的迷茫。总之，以序言及行文内容看，以逯先生说为近是。

　　《闲情赋》 “十愿”后一部分有大量秋冬之景，用语肃杀凄凉，与《归去来兮辞》所描写春景的从容大相径庭。渊明辞彭泽令归乡里的时间恰是秋冬时节，若逯钦立之说为确， 《闲情赋》写于辞官之后，很可能渊明在辞官的归途中就已写下此赋，赋中充满象征的景物描写可见出当时渊明苦闷彷徨的心境。叶嘉莹先生云： “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 。此一原因，看似简单，而其间却曾经过多少徘徊与彷徨，也蕴蓄着多少对此世的失望与悲痛（叶嘉莹， 《迦陵论诗丛稿》 ） 。 ”显然，渊明此时尚在这徘徊彷徨、失望悲痛中，《闲情赋》无疑正揭示了渊明从痛苦到坦然的这一过程。

　　我们将《闲情赋》与《归去来兮辞》中写景的句子对比来看，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渊明这种心境的变化。 《闲情赋》很可能写的是当日归家的路途景象，黯然之情，溢于言表。 《归去来兮辞》序中虽落款为十一月，但文中已经写到春耕，所以应是渊明归家以后，到第二年春时写下的，这时渊明经过一番自我安慰，心境已渐趋澹泊，不似最初的郁愤。 《闲情赋》写的是夕阳西下的昏昏景色，一派末世图画：“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 ” 《归去来兮辞》则是黎明，充满了希望和生机：“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同样写归鸟， 《闲情赋》是“鸟凄声以孤归” ， 《归去来兮辞》则“鸟倦飞而知还” ，身有所寄，十分悠闲； 《闲情赋》中充满了惊恐：“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 ， 《归去来兮辞》则悠然从容：“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以经丘。 ” 《闲情赋》荒凉肃杀：“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 ” 《归去来兮辞》始终是温暖的色调：“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总之写《闲情赋》时的渊明是一种“终阻山而滞河”的迷惘，而到创作《归去来兮辞》时已领悟到“知来者之可追”的欣慰了。

　　可见《闲情赋》与《归去来兮辞》需要对比来读，才能更深刻地探知渊明的心路历程，亦可以反证其内心的真实痛苦，他是超越了这种痛苦才达到潇洒与澄明的境界的。而《闲情赋》 《归去来兮辞》再加之《桃花源记》正是渊明辞归后三种心境的体现，由最初的“徒契契以苦心” ，到“乐夫天命复奚疑” ，完成了对痛苦的超越。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境界，还需要等到渊明的晚年才臻其成。

　　《桃花源记》写于渊明54岁，此时的渊明贫困交加，又染上疟疾，“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 。但其心灵终究是愉悦的，闪耀出仁者的淡定和智者的契悟。他对于和平与安静的世界仍抱有期望，他构建了一个只有自己才能洞见的完美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个人欲求、疾病乃至生死的痛苦纠缠。 《桃花源记》结尾称“后遂无问津者” ，叶嘉莹先生曾说，最大的悲哀就是连寻找理想的人都没有了。然而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坚持理想的渊明么！你看渊明在文后的《桃花源诗》的结尾高呼：“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他依然在追寻。此刻他是轻灵的，上升的，一如文中所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哦，渊明终于豁然开朗了！他终于明白，人生不在于是否成功抵达，而在于是否追求。当你抛却一切世俗功利，仅仅是为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费力追寻的那一天，你亦可以豁然开朗，展现在你眼前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境界，那不是梦境，也不是桃源，而是你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