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 张伟栋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胡适首部诗集奖授奖词中说,“张伟栋的诗歌秉含一种东北大地般的冷峻凛冽” ,而张伟栋本人却生活在火热的海南,作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是学生们眼中的“男神” 。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选择栖身海南,只因为这个安静的岛屿更适于写诗谈诗。几年来,张伟栋出版了专著《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 ,诗集《没有墓园的城市》 ,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二十九卷) 》 。今年年初,他的新著《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 1990年以来当代诗的历史意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诗歌写作中的“历史意识”作为阐述角度,尝试重构当代诗歌历史书写的语言维度与历史逻辑。评论家敬文东认为,“张伟栋的新著是近些年少见的批评佳构,是诗歌研究的内行之作,体现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眼力和心智,也是他那一代批评家的代表” 。
何何:写诗多年,请谈一谈你写诗的心得。
张伟栋:讲一些经验之谈吧。算起来写诗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人生中最好的时间都花在诗歌上,也因此荒废了不少的事情,这算是写诗的代价之一吧。回过头来看,是要感谢诗歌,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坚持,我可能随时会妥协而成为我所厌弃的那种人。十五六年的时间其实也不算长,但刚好能让我看清自己的写作以及诗歌的一些秘密。可以用我自己的两个信条来总结。我写作所坚持的一个信条是转益多师,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都喜欢,起先是读英美现代派的作品,偏经验主义的,国内比较流行这一类型的诗歌,接着开始读德法的现代诗歌,我比较偏爱德语诗,后来读浪漫派的作品,这两年才读得进去古典诗,以前也读但总是觉得和自己的写作接不上。另一个信条是,要不断突破自己,寻找新的形式、主题、声音、节奏、意象来释放自我的潜能,所以我不同时期的东西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我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追求变化,单纯的变化对我毫无意义,我寻求的是自我提升和超越。总之,写诗就是把自我不断地打碎,不断重塑新的自我的过程,就是自我折磨吧。
何何:你是怎样由写诗而进入批评领域的?
张伟栋:回过头来看,好像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批评略晚于诗歌一点,我具体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大概是2004年或2005年。我当时写了一篇哈尔滨诗人的评论,拿给诗人张曙光看,他估计是为了鼓励我,说我有批评的才能,我对这件事就有些在意了。之前,读诗的时候,有很多诗是看不懂的,比如《荒原》 《杜伊诺哀歌》等等,就会去找解读的文章来看。也读当代人的评论文章,为了了解当代诗,最早读的是西渡的《守望与倾听》 ,同期买到的还有王家新的《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 、西川的《让蒙面人说话》 、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 、程老师的《程光炜诗歌时评》 ,这些书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在上一代诗人身上学会了不少东西,也包括诗歌批评。
何何:你的新著《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为何选择以历史意识作为切入点?
张伟栋:事实上,我真正开始认真思考当代诗问题,是在2010年之后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2014年已经完成并且准备出版,就在这个时候我生了一场病,拖了两年, 2016年着手出版,今年一月份才正式出来。我写这本书之前脑子里就有一个计划,从四个主题去梳理当代诗:语言、审美、历史与真理,所以这本书算是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完成的批评系列中的一本。之所以从历史意识这个问题开始,完全是因为和我当时诗歌写作的一些问题重合了,也算是对自我的一次清理。
何何: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否客观评价自己的写作?
张伟栋:我不能。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带有强烈的价值立场与审美倾向,实际上批评也是需要很高才能的写作样式,一个真正的批评家要发明自己的语言和问题,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文学史研究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对我来说,批评和写诗是一体的,在这方面我一直受到波德莱尔的鼓舞,他说“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我可怜那些只让惟一的本能支配的诗人,我认为他们是不完全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也就这样去做了。
何何:你如何看待诗人这一身份?
张伟栋:身份是自己很难完全左右的东西。我现在能坦然面对诗人的这种特殊身份,以前不能,因为这一身份承受太多的误解和曲解。我们的语境中有几种深入人心但充满误解的诗人形象,比如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总是让人联想到酒、女人、放荡的生活;另外是左翼诗人的形象,他们被看作是苦大仇深的,关怀现实苦难,忧国忧民;还有就是那种简化的古典诗人形象,他们写作格律诗,朗朗上口,流传广泛。有人曾和我说我的诗不押韵,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在今天,没有人要求科学家像古代科学家那样工作,但他们会这样要求诗人。
何何:什么样的诗人形象是你所认同的?
张伟栋:像奥登或米沃什那样的强力诗人,博学、智慧、强力、独创,在诗歌没落的时代,捍卫诗歌与诗人的尊严,能够在自己身上汇流以往的传统,并开出新的传统,就像奥登所说,他应成为别人眼中献身文学事业的榜样。
何何:有人说当代诗过于晦涩难懂,你怎样看待?
张伟栋: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从某个方面看来是这样的,当代诗把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当作自己的动力。我以前上当代文学史的课,如果讲授诗歌的时间过长,学生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他们并不觉得需要了解诗歌,也没有任何外在动力觉得需要掌握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以前开会的时候听到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发言说, “我不懂诗歌” ,很有姿态感,仿佛他不屑于去了解当代诗,我感触很深。事实上,正是这种对诗歌的轻视和漠视,才会让人觉得当代诗过于晦涩,读多了就不晦涩了。哲学同样边缘和晦涩,很少学者敢说自己读不懂,不懂还要装懂呢,否则会显得自己水平太差。
何何:在诗歌如此边缘化的时代,你觉得当代诗人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张伟栋:简单来说,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写作都一样,为了实现自我,之所以选择诗歌,或者是因为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才能,或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路可选。但实现自我有很多不同的名目,比如有人敢于赌自己死后的不朽,有人要求立马在当下兑现,挣一些快捷的名声,仅此而已,不朽和名声估计没有几人能逃得出去,但也有人把诗歌当作生意来做,或者把诗歌当作一种工具,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管怎样,单纯的热爱坚持不了那么久,总需要一些现实的激励。
何何:诗歌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有可能从边缘走向繁荣吗?
张伟栋:你所说的繁荣如果是作为主流或中心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未来实际怎样则更加无法预料了,但趋势是会越来越边缘。诗歌的确比以往热闹很多,现在诗歌活动很多,诗歌会议、诗歌奖项、出版都比以前热闹,大多还是圈子内的自我循环,和主流社会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总之,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要承受这种黯淡的命运,然而黯淡之中应该有一些伟大的东西吧。
何何:你对当代的诗歌批评有怎样的预期?
张伟栋: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在目前的框架之下,批评的确很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我们自身有一个在自身之内不能解决的困境,需要等待新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