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恒河的佛风，在南亚广袤的平原与幽谷间弥漫了数百年之后，于公元一世纪初某个夏日，飞越高耸的帕米尔群山，笼罩了骄阳似火的塔里木盆地。于阗、疏勒、车师、龟兹……短短十数年间，佛寺禅窟遍布了汉吏凿空的西域。兴盛的佛事，瞬间弥补了大小城邦长期征伐带来的信仰危机。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精神洗礼，是举国性的，是全民性的，也是跨越城邦国界的，超越种族的。三十六个城邦小国，显然无法满足它所要的那种蓬勃与宁静。它在那里驻足片刻，决绝地选择了向北。它一路沉寂，却时刻等待着咆哮。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孔雀河等众多兄弟一路护佑，它与驼铃与马蹄声同行。天山是一道不愿逾越的屏障，它一个转身，去向东土。这是出发时就选定的方向，也是它必然的选择。这时的它已经化作一粒粒飞沙，沿天山南侧平坦而广阔的戈壁，穿过吐鲁番洼地，掠过罗布淖尔北侧的楼兰，一路东行。
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去追溯，佛教植根东土的过程当中，西域的弹丸小国龟兹功不可没。近十数年间，我曾数次深入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群寻访，那里保存至今的万余平米的龟兹壁画，无声地见证了这一切。这些古老的佛教遗产，经历了无数种族烽烟与教派妒火，至今熠熠生辉。当然了，在那场声势浩大的佛教东渐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忘记精明能干的西域古民粟特人，他们不知疲倦的脚步穿行在亚细亚大地之上，往返于葱岭南北，来往于西域长安之间。粟特人用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勇敢的双脚，书写了古老丝路的商业文明。与此同时，佛教被周遭的世俗裹胁着，与南来北往的胡商驼队、外交使团，与孜孜以求的僧侣相伴而行。他们沿汉通西域的南北两道渐次东进，这两条大道，在河西走廊西端有一个神奇的交点，那就是敦煌。
风从西天涌来，它以沙子的形状起伏、摩擦、汇聚，你能够感觉到它们千百年来流动的声音，它把散落的音符一个个收拢起来，糅和在一起，又播撒出去，成为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绝响，这就是敦煌的旋律。
我和很多人一样，一直以来都有书写敦煌的梦想。与别人相比，我想要书写的心情，可能更加迫切一些。在距今十分久远的年代，年轻的地球走过冰川季，一条大河当时冲破还未曾命名的祁连山晶莹的怀抱，向北一泻而下，尔后蜿蜒向西。这条古老的河流在它六百多公里的跋涉进程中，孕育出一串珍珠般的绿洲。这串珍珠，包含了东面的玉门和西面的敦煌。我就出生在这条河转弯西去的地方，这种大地的血脉影射在生命个体上的亲情认同，使我书写敦煌的愿望，一直在心中涌流不息。
我19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近敦煌，那时候从我工作的黄闸湾乡到敦煌县城，班车大约要走四个半小时。对于当时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来说，那个距离是遥远的。那是个七月天，班车一路颠簸摇晃，到了敦煌，连班车似乎也给累瘫了。除了感觉炎热和一路加重的头晕目眩之外，其他于我而言，都是模糊的。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去向敦煌的脚步更勤了。无论是远眺起伏的鸣沙山，还是面对崖壁侧立洞窟绵延的莫高窟，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惶恐。那些起伏的沙丘下到底蕴含着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它们从遥远的西天聚集而来？而那些如同莲花般次第盛开的洞窟内壁，虽然经历了千年岁月，却依然色泽绚丽，它们是不是已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了呢。那些或满面慈悲，或通身坚硬、面目森然，却依旧栩栩如生的木胎泥塑，难道真的不是来自天外之国的幽灵？那条峡谷中的一切，仿佛在用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向着茫茫虚空散射着电讯，向世人连续不断地发出透彻魂魄的召唤。我的目光穿过人世的层层迷雾，为一种空灵所感召，像河水一样无法被阻隔！很久以来，我仿佛只能躲在不远的远处，用渴慕的眼神凝视着这些。我像一个偷窥者，从一个巨大的洞孔里，太多地感受了生命的荒凉和精神恒久的神秘。只是那波涛下的神秘，被一层世俗的风沙笼罩着，不能被及时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幻想能从公元366年的那个黄昏开始，沿着乐樽和尚当年的足迹，攀上陡峭的三危山顶，去寻找那大漠中金光如瀑，状有千佛的宏阔瞬间。在我遥如梦幻的猜想中，那里应该是寻找莫高窟诞生的钥匙和繁盛的密码。
那个年代，应该是佛教在东土被广泛传播的一个时期。那时候对佛教典籍的曲解和误读，不管是在寺庙的僧侣当中，还是朝野民间，可能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更加要命的是，这种曲解和误读还会被一再地演绎，一再地利用。信仰的危机于是产生了——真经在哪里？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有人这样追问。
追问在任何时候都是高尚的。
一些心怀梦想的僧侣，为了解开人生的诸多谜团，便以清醒的意识和笃定的信念，选择了向西。他们要寻根溯源，求取佛祖的真言。公元366年的乐樽，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禅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西行的目的并非完全是前往西天求法。他知道佛来自西天，同时佛又是无处不在的。佛无处不在，却又踪迹难觅。这是困扰他内心的一个巨大疑问，他只能用自己的苦行来证得。禅修顿悟，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悟”字。开悟——终究是要靠修的，要靠悟的。
乐樽自东土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云游而来，他没有想到会在西际之地的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有了这一番奇遇——亲眼目睹了千尊金佛在他面前次第显现的圣景。这不是佛陀对自己笃信佛家教义的点化又是什么呢？显然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佛祖，才让他的凡胎肉眼一睹金身。于是他断然停驻，开始在鸣沙山东侧的断崖上凿石开窟，潜心禅修。他相信眼前那条大地的裂缝，必然是通向佛国的一条捷径。众佛当然是居住在这高耸的断崖里面了。在这里修炼，距离佛国，距离佛祖将更近一些，也将会大大提高自己得道成佛的概率——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后不久，又有一个名叫法良的和尚自东土而来，与乐樽成了邻居。
出家即无家，却又处处是家。出家便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然而出家人到了敦煌的时候，真的有家了——大地撕开自己的胸膛，用赤诚接纳了一批又一批虔诚之士。一条清流潺潺的峡谷，菩提之花渐次盛开。
毫无疑问，这就是莫高窟的开始，也是敦煌走向“敦”与“煌”最初的那把钥匙。
就在乐樽和尚在三危山的断崖上凿石成窟、潜心修炼的同时，名冠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移步东来，在商贾云集的中土边城敦煌稍事休整之后，前往当时的河西首府凉州，做了吕光西凉割据政权的军事顾问，也可以叫国师。那是公元384年的事。鸠摩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十二岁随母亲来到龟兹，甫一露面便受到万余僧众的推崇和追随，一时名满西域。在凉州16年之后，鸠摩罗什被执政者迎请到长安，与弟子一起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佛经汉译工程，他们翻译的《金刚经》等大量佛典沿用至今。僧人法显与乐樽一样，感慨于所见佛经残损不全，其意被一再误解，公元399年，他与师弟慧景、道整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北道穿越流沙，翻越葱岭，去往天竺。他西行之初，与东进的鸠摩罗什擦肩而过。这看似与敦煌毫不相干的两位高僧，事实上间接地促成了唐王朝对敦煌莫高窟的国家投资。莫高窟也的确是在隋唐时期迎来了它的繁盛期。
以敦煌这片土地为中心，它的四周，是无数机缘的汇聚。这是机遇，绝非巧合。
西去求法的众多僧人当中，玄奘在民间是最为有名的了。江南文士吴承恩的奇思妙想使他声名远播，成了比帝王将相更加不朽的成功楷模。在玄奘对西域的葡萄浆赞不绝口之后的数十年，的确有一个名叫悟空的人，在西行途中顿悟出家，立志求法。他可能是唐朝最后一个西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佛在哪里，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都被寻找答案的人一一破解了。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人性本源的追问，对物质世界的考量，每一处都是枝繁叶茂的世间秘境。你游历了，你思索了，你由此而通透了，那么你保有的这个个体答案，就是佛——释家叫做佛。它不属于善，却能使你善；它不属于恶，却能使你恶。它还有别样的名字，道家叫做道，儒家叫做仁。在敦煌，这些一个都不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