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集我国老一代已故著名音乐学者、翻译家、音乐教育家、诗词学家，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学教授廖辅叔一生力作的《廖辅叔全集》 ，经五年整理编辑，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值廖辅叔先生111周年诞辰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日前举办了《廖辅叔全集》出版首发式。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旻，中央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廖辅叔全集》编委会主任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音研所前所长苏木，前辈音乐家王振亚、陈自明等及廖辅叔家人晚辈，挚交陈田鹤、江定仙、喻宜萱等已故老音乐家的后代百余人，出席了全集出版的首发式。
廖辅叔是一位阅历丰富、中西兼通、学识渊博的著名音乐学者，早年受胞兄、著名音乐家青主影响，投身革命和音乐事业，自学成才为音乐大家，一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以及中国音乐学科的创建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廖辅叔全集》包括《音乐著作》 《音乐译作》《文学著作》 《文学译作》及《综合卷》共五卷八册。其中，前四卷文论专著累计170余篇（部） ；第五卷《综合卷》由人生自述、年谱、书信、图片和书法手迹、词作和译作歌曲五部分组成。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诗词学家、翻译家，廖辅叔的学术成果在《廖辅叔全集》里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准确的诠释。
赵旻在首发式上谈到，这套精美厚重的艺术力作出版，承载着廖先生一生为之图志耕耘的音乐艺术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凝聚着编委会同仁为繁荣学术续写艺术辉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可以说， 《廖辅叔全集》的出版，丰富了艺术理论成果，也为音乐学科建设夯实了基础。王次炤代表编委会在首发式上发言表示，“廖辅叔是中央音乐学院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大学者， 《廖辅叔全集》体现了廖先生的学识、为人、品德，不仅丰富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文献的积累，留给我们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也丰富了音乐学系的学科建设，为中央音乐学院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份人文遗产和精神遗产” 。
当年承担《廖辅叔全集》立项申报的苏木曾经与廖辅叔共事多年，他在发言中着重回顾了廖先生早年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对其后来一生音乐研究及音乐创作的影响。廖辅叔是国内第一位音乐学博士生导师，当年他带出的第一位音乐学博士生、现任哈尔滨音乐学院副院长的陶亚兵，专程从东北赴京出席首发式。他在发言中深情怀念恩师：“廖先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这部全集的出版，或可‘借以全面彰显廖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学术风范，以昭后人’ ，功莫大焉。我有幸从师学习，当年先生无私帮助后学，有求必应，至今我还保留着一沓先生当年手抄的文摘卡片。……如今，当年的学生现在也成了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博士中已有4人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 ”
从上海赶来出席首发式的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办公室主任肖阳，在建设校史馆的过程中，接触和整理了廖辅叔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音专工作时留下的不少文字记录，其中部分史料丰富了廖辅叔早期在上海音乐事业起步时所作的贡献以及上海音专初创历史，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对此，肖阳在发言中从四个方面做了介绍：第一， 1930年廖先生初入音专时任图书馆管理员，以他娴熟的德语水平和音乐知识，完成了学校包括采购国内外音乐书籍乐谱以及图书管理和借阅在内的工作。这段经历让我们对今天图书馆专业涉及的音乐学以及西文学等诸多知识结构搭建的学科建制，有不少新的设想：在音乐学院办图书馆如何与音乐学结合在一起？第二， 1934年开始，廖先生担任上海国立音专肖友梅院长办公室秘书，这段在肖友梅先生身边工作的经历对于廖先生之后成为音乐学家十分重要。在1936年的音专档案里，留有一部签有“辅叔”名字的校务档案，其中内容缜密细致，详实记录了上海国立音专初创时期的各项校务事件，为后代了解研究上音最艰难的创业过程，留下宝贵的文字和史料。第三，与此同时，廖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音乐理论研究。他经常为《乐艺》 《音乐教育》等校刊投稿，为黄自主办的《新夜报》音乐专栏每周定期撰写文章，针砭时下中国音乐专业教育、上海音乐现状，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音乐学科的建设、音乐专业刊物的创建，身体力行，奠定了基础。第四，廖先生在上海音专时期，与黄自先生及其四大弟子陈田鹤、江定仙等合作，创作了一批优秀艺术歌曲，体现了廖先生创作诗词的文学天赋以及对音乐的热爱与担当。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者李淑琴，曾经与廖辅叔同住一楼多年，深情回顾了廖辅叔对中国音乐学理论建设所作的贡献，和一代谦谦君子晚年的音容笑貌与生活点滴。她说，廖先生以历史见证人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撰写文集《乐苑谈往》 ，回忆他所认识的音乐界的师长同仁。该书搜集了近70年间与中国音乐有关的文字，为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鲜活、可信的史料，至今一直是我院音乐学系历届学子的必读论著和考试重要内容之一。而如廖先生这样既具有中国传统文人雅客的名士风范，又勤奋多才治学严谨的现代新型知识型学者，今后还会出现吗？
作为廖辅叔先生的外孙女，刘君华说： “外公本不喜欢为自己立传，他曾引用鲁迅先生的话： ‘我是不写自传的，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 ’ ……外公也未曾想出全集，或许他只愿意以‘文丛’或‘文存’的形式保留平生经历和所学、所思、所想，以及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谓深邃、缥缈的感悟。但作为后人，外公勤奋博学、用心血凝结成的‘灵魂的音符’ ，值得以‘全集’的形式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