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到一座小庙进香。
母亲准备了米饭、青菜和煎鱼，盛在箩筐里，用扁担挑着，我提着装香烛纸钱的小篮子跟在她身旁。小庙临海而建，黄墙灰瓦，朴素简陋却香火甚旺。大人们在这座叫“万福公”的小庙里虔诚地膜拜，孩子们便在庙前的沙滩上你追我赶，玩得天翻地覆。可我只对庙里的那座土坟感兴趣，总爱围着坟茔兜兜转转。那墓碑刻着“水府姑娘” ，神龛前供着花和香粉。庙里为何有坟？母亲告诉我，这是渔民打捞上来的水流尸，不知何方人氏，也无人认领，人们怜惜她年纪轻轻魂归异乡，便集资将她葬在这里。那时我还小，只是觉得这人真可怜，每次去总在坟前拜了又拜。
不知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忘不了这座小庙，忘不了庙里的那座坟。它在我的记忆里钙化成一根刺，不时戳破日渐麻木的神经，渗出缕缕温热的、类似乡愁的牵念。
这天，母亲陪着我重访记忆中的小庙。昔日简陋的“万福公”已扩建为颇具规模的“翠云宫” 。我心里一沉：她还在吗？我无暇欣赏那些精美的木梁石柱，急切地寻找着她。啊！我惊讶地发现她依然沉静地斜卧在那里，周围多了一圈精致的石栏杆。还是以前的位置，未曾移动半分。她就那么斜斜地横在一边，与整座庙宇的坐向相背离，显得尤为突兀，极不协调。在“拆”与“迁”席卷着城市化进程之路，是谁如此执着地容纳一个异乡亡灵的落地生根，安如磐石？牌位前的神龛心香几炷，青烟袅袅，依然供着鲜花和香粉，在人们的心目中她是这片土地的女儿，永远不会老去。这姑娘，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
庙前的大树下聚集着闲坐聊天的老人，见我流连在坟前许久，热情地招呼我喝茶。我由衷地感叹这座庙的变化，老人们告诉我，“翠微宫”数次重建都是群众自发捐资的，让这些无主亡灵有了更敞亮的家。我向他们打听当年打捞“水府姑娘”的渔民是否健在，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在哩在哩，今年快八十了，家住码头街。 ”
他就是阿江伯。在幽深的巷子里一处宁静的院落，我见到了他。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睛，历尽沧桑的双眸却依然澄澈，让人感觉到深邃而温暖的仁慈之光。他热情地往我的杯子里续上岩茶，香气是有的，但茶色略黑，有点涩。听我说明来意，他点上烟， 6块钱一包的红梅，深深吸一口，“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想知道，我就说给你听。 ”
1962年，那时的阿江伯还是个小伙子。夏末的一天，他在过冬村海域附近讨海，眼看太阳就要下山，这时的海最美，那波浪闪着金光，阿江伯眺望着海面，准备收网，忽然发现远处漂着一个黑色的东西。他觉得好像是个人，急忙把船靠近，真是个人，一个落水的女人。看样子已经在海上漂了一两天了。
阿江伯赶紧招呼其他人，听说遇到了“好兄弟” ，大伙儿呼啦一下围了上来，网也顾不得收了，七手八脚地推下船上的小竹排。阿江伯急忙跑回船舱取了睡觉用的草席，卷住她的身子，头和脚用鱼篓护住，小心翼翼地把她捞上竹排。按当地的风俗，“好兄弟”上岸后一定要用白布包好，而且不能“见星” 。可是眼看天快黑了，船还在海上漂着，上哪去找白布？大伙儿束手无策。情急之下，阿江伯望向船桅上的帆，有瞬间的犹豫。那是一张刚做的帆，透着新月般的白。
说到这儿，阿江伯将烟蒂掐在烟灰缸里，一缕残烟挣扎着在他指尖腾起，瞬间消散。我理解那瞬间的犹豫。1962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刚刚接近尾声，物资相当匮乏。一张新做的帆，寄托着生计的希望。再说，没了帆，如何返航？
船上的兄弟见阿江伯望着帆，立即明白了他的用意。拆了，赶紧拆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支持着阿江伯。阿江伯扯下了船桅上的半张帆，这个不幸的姑娘，在一双双粗粝的大手的呵护下长眠于半张洁白的帆。天黑了，阿江伯和船上的兄弟奋力摇橹，只剩半张帆的船拖着系在船舷边的小竹排顺利靠岸了。
“我们把她带上岸了，完好无损地带上来了。 ”阿江伯徐徐吐出烟圈，抿了口茶，那是从心底里发出的欣慰和释然。要知道，在水里泡过的人是很脆弱的，一不小心就散了架。要是缺了点什么，那是要愧疚一生的。阿江伯盯着我手中的笔，“记下了没有？ ”我赶紧点头，记下了！他咧嘴一笑，一颗金牙隐于牙槽里闪闪发亮。那是个年轻的姑娘，一身黑衣黑裤，剪着齐耳短发，长得白净，脸圆圆的，耳朵上戴着梅花金耳环，兜里揣着一串钥匙……事隔五十多年，阿江伯依然记得每一个细节，熟稔得如同身上的某处印记。
屋子狭小逼仄，阿江伯怕我热，使劲推开了身后被锈住的小窗子，老旧的院子一片静谧。他往壶里添水，一边继续他的讲述：善堂的人来了，得把她送走了，阿江伯对着姑娘拜了几拜，“好兄弟” ，放心吧！这儿就是你的家。
“好兄弟”是家乡人对海底无主骨骸的称呼。我的家乡东山是福建省最南端的海岛县。在东山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数十座岑寂的小庙，庙里供着一个个陶瓮，人们称之为“瓮公”“瓮妈” ，或“万福公” 。陶瓮里装着渔民打捞上来的无主骨骸。不论是男是女，还是动物，他们都深情地呼唤着“好兄弟” ，用粗糙黧黑的大手捧着，拿红布包好，放入陶瓮里。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居住在附近的人们便来祭拜，一炷心香，数枚青果，安慰着魂归异乡的亡灵。
阿江伯伸出两个手指头，“我这一生碰到了两个！ ”他郑重地重复了一遍。仿佛这是一件极其幸运极其荣耀的事。
我问阿江伯，是不是每个讨海人遇到这种事都会这么做？阿江伯轻叹一声，“行船走马三分命啊！讨海人没文化，但道义是懂的。 ”长年向大海讨生活，他们在风浪里练就了一身胆魄，他们见惯了生死，怜惜着生死，他们用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接纳着生死。我仔细端详阿江伯，年届八旬依然耳聪目明，身手矫健，古铜色的肩头和膝盖居然散发着年轻人才有的珠光。从这个老人身上，我终于体会到文人口中的“悲悯”在这个海岛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都说东山岛是适合隐居和养老的地方，遍地可拾的慢时光，看得见的岁月静好，目之所及尽是一片温和与慵懒。可我总感觉从这片浩瀚无际的大海送来的不只是习习凉风，还有一种穿透历史尘埃的气息。也许，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气脉吧。
我再一次站在“翠云宫”的石阶上，看着人来人往——
老阿婆奉上简朴的饭菜，捧出六角形的“百花牌”香粉，用颤巍巍的手轻轻拂去“水府姑娘”神龛上的尘埃。大婶们怀抱三四岁的孩子，口中念念有词，大手合着稚嫩的小手，同执一炷清香，深深叩拜。守庙的跛脚大爷专注地清理着烧纸炉，木棍搅动，炉火明灭，一只只闪光的蝴蝶随风飞远，飞向辽阔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