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初心》 余艳 著

中译出版社 2017年12月出版

　　八一南昌起义前后，地处湘西北、人口不过10万的湖南省桑植县，有两万多人参加红军，最后活着回来的不足一个连……命运给这片血染的土地留下3000余名红嫂，这些女人唱着凄美的桑植民歌，几乎定格成一个姿势——含悲、抚孤、守望，但她们集结成一个打不垮、冲不散的大后方，支援红军、养育革命。这些小人物，用生命扛鼎，用大爱传承，演绎出一幕幕感人的生命接力。湖南作家余艳的报告文学作品《守望初心》日前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以女性视角聚焦这群小人物，作者耗时3年，前后采访近100位红军、红嫂以及他们的后代，串起桑植第一代怀揣中国梦的年轻人，不怕牺牲、跟定红军跟定党的不屈奋斗的艰辛历程，被赞誉为“百年红色史，平民英雄诗” 。

　　作品中的很多故事人们第一次看到

　　“余艳的这部作品，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很感动，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是红军长征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评论说， 《守望初心》首先在于选材好，作品中的很多故事人们第一次看到，“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其实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立场和方向问题” 。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龚旭东认为，余艳的《守望初心》表现了湘西北女性群体和个体，与红军及中国革命深刻的关联，这是填补历史空白的。“还有一点，就是作者通过革命红军中最基层的普通女性，表现了革命的原动力和驱动力的由来。 ”龚旭东说。无独有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董保存也认为，这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在他看来， 《守望初心》不仅关注了红军女兵队的故事，而且关注了红军长征之后留下来的3000余名红嫂的故事，写得很详细，“这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角度看，是弥补空白的” 。

　　“她经常能够从很平凡的事情中看到非凡的一面，或是别人不太注意的、有所忽略的一面，而她能够通过搜罗、挖掘写出新意，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评论家白烨表示，非常佩服余艳抓题材的能力。

　　作品是有情感、有温度的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评论家彭学明认为， 《守望初心》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这种情感温度，首先体现在作者走进了那片土地、融进了那片土地” 。

　　“从女性的视角写普通人物的成长，也是余艳写作的一个特点。 ”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认为，此前余艳写《杨开慧》也是这么写的，而到《守望初心》写了很多人物。 《文艺报》副总编辑、评论家徐可也认为， 《守望初心》是余艳自创作《杨开慧》之后，又一部报告文学力作。“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守望，另一个是初心。守望，是坚守、是盼望，用一生在等候。初心，是信仰。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写得没有头绪，各个人物、各个故事之间没有关联。而《守望初心》用这两个精神主题作为红线，形成了一部厚重的作品。 ”

　　“这本书就是追本溯源、寻找信仰之初心，表现共产主义理想，贡献生命，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让劳动人民感天动地之作。它对加深人们对初心的认识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评论家雷达认为， 《守望初心》塑造了一群红色女战士和红嫂的光辉形象，“过去我们只知道大概，现在知道了血与火的斗争是如何惨烈。作者在书里一直在突出女性在战争中的表现，也写到了女红军在严酷的环境中基本上没有女性特征，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不管什么地方都能够睡……很多很多的女红军，牺牲的时候没有留下名字。只有读懂了她们，我觉得才能读懂中国革命。 ”雷达表示。

　　“她尝试了一种新的报告文学的写法”

　　龚旭东认为，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经常可以看到报告大于文学，“而余艳的这部作品在怎样加强和突出文学性方面，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特别是着力去写人物的行动性和成长性，让人物立起来，使作品获得感性的形象的力量。 ”龚旭东说。

　　“从一定程度上讲，她尝试了一种新的报告文学的写法，就是说读这部报告文学，明显感觉到里面有小说的写法。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这部作品里小说写法的运用是建立在作者对写作对象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之上的，“就是说余艳对于革命以及革命先烈怀有强烈的敬佩和致敬之情，她带着这种浓郁的情感进入写作之中，不像一般报告文学作家那种纯粹客观冷静的写作姿态所了解到的历史和事实。 ”贺绍俊认为，当自己所呈现的历史资料无法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余艳就采用了小说的写法，以此抒发自己的感情。比如，她写贺小妹的丈夫在战斗中牺牲，贺小妹冒死将丈夫的尸骨找到，下葬的前一晚独守了一整夜，说要做一整夜的夫妻。贺绍俊觉得，这样的情节，当读者阅读时明明感觉到是小说的写法，但是仍然会愿意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因为叙述中的情感是真实的。“关键在于恰当和适当。恰当就是指不要故意以假乱真，而是要用读者能感受到这是在用小说写法来将无法表达的内容有效地表达出来；适当是指这种采用是局部性的，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我对她写法上的一个突破的肯定。 ”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认为，余艳这部作品实际上也是一个作家以负责任的方式，对这个时代做出的回应，“即在新时代文学应该怎么做，作家应该怎么做，这部书实际上是余艳给文学创作的一个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