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
栏目:笔荟
作者:高安侠  来源:中国艺术报

  夏日午后,太阳正毒,风一吹,院子里的槐树刷拉拉翻出一片白。蝉唱轰然而起,拼了命似的。睡意正酣的人翻个身,很快又掉进黑甜乡。

  有人敲门,一阵紧似一阵,那架势,不把人从梦中拽出来就不罢休似的。开门一看,是蝉。

  蝉似乎永远都想不明白,什么叫做眼色。每当我们责怪她没眼色,她便很冤枉:“天呀,咋又把你们几个神神给得罪了? ”陕北人说谁怪癖,敏感,多事,无中生有,就用“神神”这个词来形容。微微的揶揄,暗含着贬义。

  我说:所谓有眼色,就是别人午休的时候,你不能去打扰。还有呢?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黑幽幽的瞳仁,里面能看见忍住笑的自己。

  就是这样,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好了。

  蝉是我们学校的代课老师,学校师资不够用,一个熟人帮忙介绍,她便从一个僵尸企业的文员变成了小学老师。

  过了几天,午夜时分,电话铃突然响起来,凶神恶煞,吓人一跳。顾不得穿鞋,赤着脚跑去接,心里胡乱盘算,怕是什么意外的消息,手就不由地哆嗦,电话也拿不稳。

  “我睡不着,咱俩去操场看月亮吧。 ”话筒里传来蝉沙哑的嗓音。

  我把电话一挂,拔了线。

  第二天,下了课,她到我办公室,叫来另一个好友评理,结果又是被我们批了一通,还是没眼色。

  她自卫:“你们这些没情调的人呀,那么早就睡觉,老太婆似的。 ”

  我便回敬她:“啥半夜游荡呀? ”“女鬼呗。 ”好友帮腔。

  几个人就开始笑。她也笑,这一笑不要紧,嘴张得太大,后槽牙都能看见。

  我们批评她不像个女人,她自卫:“扭扭捏捏就是女人了? ”其实她自我感觉相当不错,尤其得意嘴边的一颗黑痣,“喏,美人痣。 ”下巴一扬,口气很自豪,并背诵起某散文作家的一段文章:“山坡上的小木屋,就像女子唇边的美人痣,给寂寞的小山平添了一份秀丽。 ”那腔调,俨然这篇文章是描写她似的。

  可是我知道,她快乐的天性背后,一个人要面对所有的日子。

  小地方的人都喜欢探问别人的私人生活,关于她的这一点引来了不少拐弯抹角的探问,她只是言顾左右,很快转移话题。问的人也扫兴,就像咬一口包子,还没咬到馅,就囫囵下了肚,稀里糊涂的,啥味道也没尝出来。不甘心却又不便追问。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没问。

  她倒不讳言自己的故事,我们一喝酒,她就开始讲情感故事,女一号当然是她,那个男的永远是帅哥白马王子。她多次强调,就是喜欢帅的,看见长得好看的男子便有些奋不顾身。我说不喜欢帅的,绣花枕头一个。遭到她的哂笑:你是对自己没自信吧?

  她开始讲自己如何对那个男孩子一见钟情,上大学的第一天就迷上了他。苦追三年,那男孩与她倒是交往过一段,无奈毕业分配的时候,分了手。她喝一口酒,慢慢咽下,好像把那些往事也咽下。

  后来呢?

  后来,打听到他结了婚,妻子贤惠,孩子可爱。和所有这类故事一样,伤心的只是自己。

  “你们不知道,那时,我多么快乐,每天下了课,抱着书本,在他们教室旁边等他,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追他,都笑我。但是我不在乎。我一看见他就高兴得不行。 ”说着,脸上放出光彩,好像又看见那个男生。

  冬日傍晚,买来一碗羊肉汤,她舍不得吃,特特给男友端过去。男生宿舍离女生宿舍足有一公里远。手脚冰凉,心里却欢喜得要命。一屋子的男生笑啊闹的,抢吃抢喝一通。那个男孩子却淡定得很,在一边看书。

  “你们知道不?掏心掏肺地对他一场,这是我最快乐的事。 ”

  她微醺,脸色泛红,眼睛又黑又亮。喝多了就开始唱歌,我们都喜欢许巍的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她跑调,我也跑调,唱着唱着都笑了。再喝一杯。

  爱情故事多半是无果之花,灿烂地开过,无奈地谢去。很多人把它夹在日记本里,或者丢弃在一边。然后,眼睛一闭,一个猛子扎下去,全身心地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淖里。那些事永远不再提起,或者干脆把它当做一段弯路。

  可是,她不。总是一再地和我谈起爱情这个话题。她说,爱情就是要让人回味的,就像家乡,就是要让人怀念的。

  我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她便说,那也不一样,出门旅游一次回到家里和根本就没有出过门相比,到底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她的谬论有一点道理。

  前一段故事是浪漫主义,后一段就是现实主义。后来年龄大了,结婚了。按说是归队了,成了大众一员。剩下的就是过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眼能看到十年以后的光景。可是又不甘心,想着自己挣钱,不用靠着男人。不顾已怀了一个小生命,跑出来找份工作。

  陕北有句俗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很明白,女子就要靠着男人,向男人展手要钱,是天经地义的。可她宁愿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日子虽然艰难,可也快乐。

  于是,穿着波西米亚风的长裙,披着齐腰的长发,自己提水,做饭,晚上备课到深夜还乐此不疲。眼见的一天天显怀,她还跟没事人一般,上山下坡,连走带跑。学生们也喜欢她,爱学她的课,数学期中考试的平均成绩,竟然比平行班高了6分。

  夏天的傍晚,我们的学校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得她坐在院子里唱歌,直吼吼的嗓子,浓重的口音,让人想笑,又有些笑不出来,她真是有心劲啊。

  事后跟她说,别动了胎气。她说没事,我要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乐观自信,笑对生活。

  我们又损她:别跟你那么夜叉似的就好了。

  她也不理会,继续唱歌。出门唱进门唱。做饭唱扫地唱。大家都说她活得真有心劲啊。

  还是遇见了麻烦。一天,一个学生上课说话,被她批评。那学生表示不服,歪着脖子。我们这个企业的子弟学校,正式老师他们尚且不放在眼里,何况一个临时的。她便罚他到门外站了一会儿,这也是当年老师唯一的一点权力了。可是麻烦就来了,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下午,学生家长跑来闹事,说她的娃娃从小就金贵,没受过这号罪,凭什么叫娃娃站着?

  我们刚开始还给她解释,后来她鼻子里喷着粗气,干脆放话:“我们家的娃娃是托付给你们照一下罢了,并不指望你们教他什么。长大了找工作,哼,肯定比你们教书的强。 ”她说完,金鱼眼睛扫了一圈,这一扫,把轻蔑均匀地分配给了每个人。

  家长的这个态度是有传统的。学校里老师一旦和学生发生冲突,家长们就会到厂里告状。厂里会把这个矛盾转到校长那里,校长觉得这些事影响了学校形象,便迁怒于老师,嫌老师多事。久而久之,既然严格要求学生讨不到好,精明的老师就不管学生了,任他们在课堂上睡觉的睡觉,说话的说话。

  精明人太多的地方,往往弄不成事。虽然还有少数责任心强的老师在认真上课,但学校的教育质量渐渐地滑下去了。

  那天,那家长结结实实地发了一场飙,声言还要到厂里告状。也没等到她告状,当晚,蝉就收拾东西。我也没劝,她应该回家了。我记得她临走时,慢慢地说:“不出十年,这个学校就会消失。 ”当时想着也许很渺茫,可是后来,老师们能有几分奈何的,纷纷跳槽,生源也渐渐减少,最后这个石油子弟学校当真就解散了。

  算算时间,恰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