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买的第一套大型文集，是200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17卷《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几年后，我又买了十卷本彩绘插图版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说来这些年家里拥有的各类全集、文集是越来越多，加之其他图书，我虽是乐在其中，也时不时生出“书满为患”的感慨。
即便如此，有时自问，买了这么多全集、文集，自己看过多少？这一问着实把我难住了，像“托尔斯泰文集”“福克纳文集”等等，我自然是读过好些本的，有些全集、文集，却只是拆了封，还没来得及通读其中任何一本。
既然来不及读，估计在余生也没可能都一本本读完，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有什么意义呢？难不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收藏癖？话虽如此，我们买的东西，也不是都能物尽其用啊。这样想后，就免不了自我安慰一下，要放在二三十年前，这些个全集、文集，你就是想买还没处买呢。
出版全集、文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
事实恰如我所想。据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冯涛介绍，就外国文学而言，差不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图书市场上才开始出现了少量经典作家的文集、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扎克全集》也差不多到九十年代初才出齐。“这样的全集、文集，一般情况下，都是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版的。像巴尔扎克的书，包括傅雷译的几种之外，其他作品在此前也大多出了中译本。这个时候出全集、文集，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说，出全集、文集是不太可能一蹴而就的。 ”
言下之意，出全集、文集一方面有赖于译本的积累，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当然这些年里，某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借着获奖的效应，把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一两年里出完，也不是没有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另一方面，外国文学阅读市场的形成，也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冯涛介绍说，外国文学出版初始阶段，都是从引进某位作家的某一部或几部最重要的作品开始的。“比如说，‘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重新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也就《红与黑》 《简爱》 《战争与和平》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到了八九十年代，‘三套丛书’出来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亦即读者习惯说的网格本，还有‘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外国文学批评丛书’ ，可谓风行一时。 ”
在当时，外国文学出版界普遍以为，有这“三套丛书”也就够了，事实并非如此。冯涛说，读者的阅读热情，超出很多出版人的预期，比如读了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一两部代表作，有些读者就希望能读到他们更多的作品。“那个时候，全集、文集多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个社之间有个大致的分工。法俄类由人文社出，英美类由译文社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版放开了，两个社就陆续把各自以前没出的部分补齐了。而这时，出版门槛已经很低，很多出版社都开始出各类全集、文集了。 ”
买一两本是小生意，版权代理人要做大宗买卖
到了这个阶段，出版社也开始比较多地出版没过版权期的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冯涛介绍说，此前市面上能看到的外国文学图书，大多是公版书，等到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就需要购买版权。“一般来说，版权代理人不允许你挑挑拣拣，他们希望你出某个作家的书，就把它买齐了。这是很好理解的事。版权代理人是跟出版社做生意，你买一本两本只是小生意，要你一下子都买了，那毫无疑问就是大宗买卖。 ”
不妨以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出的八卷本《E.M.福斯特文集》为例。冯涛介绍说，在中国加入公约前，就有五六家出版社引进出版过福斯特的作品。此后，译文社正式购买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版权，译林社买了《印度之行》的版权，再后来，人文社一口气买了福斯特五部作品的版权。“版权理论上讲是五年一签，等这些作品版权都到期了，我们译文社就买了他八部作品的独家版权，加之这些作品都有中译本了，所以就顺理成章出了福斯特的文集。 ”即便如此，出类似的文集也不能说就没有风险。冯涛表示， 《E.M.福斯特文集》单本印数四千册到六千册不等，像《小说面面观》已经加印两次了，总体上看，目前卖得差强人意。
古籍、当代文学领域出全集多和学术研究有关
相比而言，古籍领域出版全集、文集风险要小得多。只要是一流、二流的大作家、大诗人，一般都有全集出版。其中一些，还不只包括他们自己的文字，还汇集历朝历代的评论、注解，称之为校勘本、评注本。“但古籍类全集不少跟高校里的学术要求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专家牵头什么项目，就能促成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比较容易得到相关学术研究基金的支持。但在外国文学方面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多是直接由图书市场决定。 ”
但在当代文学出版领域，争取基金支持倒是常有的事。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介绍说，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某个单位的领导申请到一笔基金，给自己出一套文集，其主要目的就是想给自己留个纪念。“这也无可厚非，但这样的图书，一般不进入图书市场流通。 ”曹元勇表示，有一小部分作家未必是大众读者特别熟悉和认可的，但从出版社的角度看，出版他们的文集有一定的价值，“像《白桦文集》 ，即使没基金支持都是应该出的，有基金支持就更得出了” 。
然而，读者更关注的还是一线作家的文集。问题是，即使是一线作家，绝大多数读者想买来读的，也只是他们创作的一本或几本很受关注的作品，既如此，又何必急着出他们的文集呢？曹元勇说，一方面，出一线作家的文集，大体会有一定的图书份额。“很多专业研究者自然会买的，因为他们做研究，有必要通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且在有些高校里，还会为一些研究者报销部分买书的钱。而特别喜欢这些作家的读者，也有可能买他们的全集、文集来读。 ”另一方面，曹元勇表示，出版社也有责任让读者了解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
网店有时定制，网购也利于全集、文集推广和促销
以此推断，各类全集、文集的出现，无非是取决于出版社和读者两方面的因素。实际上，正如冯涛所说，在当下消费时代，图书销售方正崛起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有时出版社是应相关网店的要求出版一些全集、文集的。“他们觉得某个选题不错，之前的单行本卖得也不错，就会跟出版社专门定制全集、文集，然后要求只在这个网站销售。 ”
实际上，图书是一种商品，相对于一些必需品来说，全集、文集就像冯涛说的，是一种并不昂贵的“奢侈品” 。以冯涛的观察，网购很利于大部头书的推广和促销，“尤其是在碰到‘双十一’‘六一八’ ，网店会推出一些促销活动，这个时候，买一单少说要凑到一百块吧，那买一两本书是凑不齐的，这时大部头的作品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
当然，读者在买书时还会碰到一种情况。有些全集、文集是编了序号的，这意味着他们只有一种选择，要买只能买全套。曹元勇说，他手头有一本《白鹿原》 ，但他还想对陈忠实的创作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十卷本《陈忠实文集》 ，因为这套书不能拆开卖。不过，多数时候读者是有选择机会的，因为很多出版社眼下出全集、文集，只是安了一个总的名目，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 ，更是以几十种小开本的形式呈现，就更为灵活了。
对于出版社来说，特别要考量的，还是这些全集、文集的销路。曹元勇表示，像张承志的作品，因为已经有十几年时间没好好整理出版了。 《张承志文集》出版后就比较受关注，也卖得好。像莫言的作品，此前陆陆续续有出版社在出，但到现在都过了版权期。浙江文艺出版社买了独家版权后出版《莫言作品全编》 ，因为是独家，可以预期会有比较好的销量。“再则，我们严格把好编校质量关，力争给读者呈现一个很好的版本，你做好了，相信读者会看到，会认可的。 ”
如此说来，市场上各式全集、文集怎么样，最终还是由读者说了算。而作为普通读者，要能买全集翻翻，哪怕是作为某种装饰品，在我看来都是好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读者，你对一个或几个作家充满兴趣，买一套或几套全集、文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就像有作家说的，如果仅凭你读过的一篇或几篇作品，你对一个作家很可能会做出误判。你可能把一个大作家“缩小”成小作家，也可能把一个小作家“扩大”成大作家。读他们比较全的作品，才可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要我看，对照眼下中国人人均年读书量只有可怜的几本，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买买全集、文集，都是应该鼓励的。你可以设想这样的读者至少是心怀读书的美好意愿的。如此一想，我不再为各式全集、文集占据了我一定的生活空间感到惭愧，倒是为自己拥有两套托尔斯泰文集感到无比欣慰了。不是吗？看哪，我对托尔斯泰有多么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