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和项羽相比，全面处于下风：论出身，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而刘邦则是草根出身；论为人，项羽恭敬爱人，颇有贵族范儿，而刘邦慢而少礼，一看就是缺乏教养的流氓无产者；论才能，项羽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而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 ，连萧何都看不上他。战争开始之前，项羽自立西楚霸王，“政由羽出” ，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完全碾压刘邦。刘邦就是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完成了对项羽的逆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刘邦凭什么完成对项羽的逆袭呢？如果仔细考察整个楚汉战争中各种势力的离合，就会发现刘邦之所以能够在楚汉战争中逆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项羽集团，正在于他能正确回应秦末包括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做到“与天下同利” 。

　　与士同利：取得谋士猛将的拥戴

　　其实，关于楚汉战争胜负的原因，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汉帝国定鼎之初就由刘邦在洛阳南宫发起过一次讨论：

　　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

　　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胜出的原因，在于他“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 。高起、王陵俱为高祖功臣，他们关于楚汉战争胜负原因的认识，代表了秦末谋臣猛将阶层的共同看法，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从王陵本人来看，利益驱动确实是他归附刘邦的最大理由。王陵虽与刘邦为故旧，但在高祖初起兵时，王陵亦拥兵自重，并无意相从，而项羽亦曾招揽过王陵。王陵之弃项羽招揽于不顾而归刘邦，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考量。针对项羽吝于封赏的致命缺点，韩信有针对性地建议刘邦“任天下武勇”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 ，就是劝刘邦以利益共享的方式收揽天下豪杰共同对付项羽。这一策略为刘邦采纳。刘邦的高明之处，也在于他善于以利调动、组织各种力量共同反项。在平定关中之后，正式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即发布“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之命，吸引当时各种力量效命。对于英布、彭越、韩信等足以影响战争格局的实力派，刘邦更是不吝封赏，以裂地分封来换取他们的效命。在第一次攻楚被项羽大败于彭城后，行至下邑， 《史记·留侯世家》中，刘邦与张良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 ”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

　　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把韩信、彭越、英布作为利益共享的最主要对象，拉拢他们共同进击项羽集团，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策略对于战胜项羽集团至为关键。

　　彭城之败后，为了使英布牵制项羽，为汉军赢得重新组织反攻的时间，高祖派随何游说英布背楚归汉。英布得到扩大其地盘至整个淮南的许诺，决意背楚归汉，成功牵制了楚军，使汉军赢得喘息时间。英布被楚军击破，间道归汉，高祖立英布为淮南王，与他共击项羽，保证了英布的利益。

　　在楚汉战争中，张良的“运筹策帷帐之中” ，很多都和“捐关以东与三猛士共功”这一策略有关，监督刘邦坚决而合理地执行这一既定策略，将这一策略的威力发挥到最大。汉三年（公元前200年）开始，楚汉之间进行了一场消耗战。刘邦被项羽截断粮道，围困在荥阳，食尽援绝，请和项羽又不许，形势十分危急。手握重兵的韩信在破齐之后即欲自立为齐王，并不急于解刘邦之围，反而派遣使者委婉地向刘邦提出裂土封王的要求。刘邦见到韩信的使者，气得跳脚大骂，在张良、陈平的提醒下，才顺水推舟，立他做齐王，让他牵制项羽兵力。汉五年，刘、项展开决战，刘邦追击项羽到了阳夏南部地区。按原计划，韩信、彭越应该赶来会师共击项羽，但汉军到达固陵，韩信、彭越却按兵不动。项羽挥兵反击，大败孤军深入的刘邦。张良建议他“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 ，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刘邦如法炮制，在得到高祖裂土封赏的承诺后，韩信、彭越与高祖会师并击项羽，导致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全军覆没。

　　与民同利：建立关中巩固的根据地

　　废除秦之苛法暴政，与民同利，是刘邦赢得底层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也是刘邦屡败屡战兵源得以及时补充并最终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

　　刘邦在攻入咸阳之后，他的两大举措为他赢得关中民众的人心、日后以关中为根据地东向与项羽争天下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是悉除秦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二是不接受秦人犒劳，秋毫无犯。刘邦做过亭长之类的底层小吏，生活经验丰富，他深知民众痛恨秦朝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秦法之酷，百姓动辄遭受严刑，二是秦政之苛，“以杀人众者为忠臣，税民深者为能吏” 。酷刑苛政使得民不聊生。底层民众在秦朝灭亡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秦帝国以酷法苛政为主要特征的恐怖主义统治，过上安定有序的生活。刘邦顺应民心，一举废除秦之酷苛法令，与关中父老豪杰约法三章；严格约束军队，对底层民众的财物近乎秋毫不犯，又严禁军队扰乱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申明自己入关是为民除害。刘邦此举收到良好效果，关中民众喜出望外，“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关中民心自此皆归刘邦。

　　关中的民心基础为刘邦经营关中作为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根据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汉元年八月，刘邦趁项羽与田荣在齐地火并之机，出兵进攻项羽封在关中监视刘邦的章邯，正式开始东向争天下，一度攻占楚军老巢彭城。但楚军的战斗力远胜汉军，在楚军的反击下，汉军多次大败惨败。但关中根据地的存在，让刘邦很快恢复元气。对于关中根据地在楚汉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对此也给予充分肯定：“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可以说，关中根据地对于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胜出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关中根据地的源源补给，刘邦早已被项羽击垮，更不可能在“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的情况下重振旗鼓。而关中民众之所以甘心把子弟及军需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场支持刘邦，除了萧何的善于调度，更与刘邦在关中的举措符合他们的利益分不开。

　　不少学者在论及楚汉战争项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过多地强调项羽不善用人而刘邦善于用人，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项羽个别战争决策的失误。其实，项羽不善用人的根本在于他不能与豪杰之士实现利益共享，至于个别的决策失误，刘邦也有不少，刘邦有民心支持，以关中做根据地，战败后很快能得到补给，重新恢复元气。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条历史规律在楚汉战争中再次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