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中编辑了《卫俊秀的西高情结》 ，校方邀我写序，愧不敢当而推辞再三，终因我曾是这所名校十几年的邻居兼学生家长，却之不恭，只好答应下来。其实安宝仁校长已经为这本书作了一篇很好的序言，对卫老先生坎坷而坚执的一生，对他成效卓著的书法艺术和学术研究，对他与西安高中窖藏几十年醇酒般的情缘，都作了十分精到的评价。这本书和这篇序，每一页每一行，无处不透露出母校和后学对卫老夫子的敬仰与爱戴，也告诉我们这棵大树的根系是深扎在怎样的沃土中。这都给我启示良多。
我只能就自己与卫老夫子接触的零星片断，写一点记叙性文字，以表示一位后学的景仰之情。卫老夫子是我对他专用的尊称。老人生前，在面谈或信札中，我总是这样尊称他。
卫俊秀先生是世纪老人，今年恰好是他的百岁诞辰。晋人，却一生蹉跎于秦地。其学宏博，其性耿直，其书艺直承傅山傅青主又多有创新。年轻时热血抗日，酷爱鲁迅。很早就有鲁迅研究论著出版。中年执教于西安高中和陕西师大，后因牵扯进所谓“胡风问题”而罹罪。从此颠沛流离，在劳改场站和监督劳动中辗转了二十四五年，有如莽原上的野草，隐匿于黄土褶皱的深处。役余习字，木棒为笔地作纸，在线的飞动中写尽命运的颠踬和胸中的风云。平反复职已是晚年，名声大噪却平朴如昔，仰如危崖上的寒梅，显出大德和高望。
1998年3月，我与卫老之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故事。当时，我曾将那个场面写成百十字的小文，跋于卫老书作之侧，后又随书作一道登在《西安晚报》上，题为《卫俊秀“金石不随”条幅小跋》 ，现照录如下：
戊寅春日，偕卫俊秀、徐庶之、曹伯庸、吴三大、王金岭、赵振川诸位长安书画家研习艺道，众友恭请卫老开笔。老人展开条幅，书“金石不随波” ，孰料纸短，“波”字难于布设，欲毁之重写。余恳留收藏，曰：“金石不随”四字足矣，人有金石气度，岂但不随波逐流，乌云压顶、雷电袭身亦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也。“不随”二字道尽卫老夫子九十人生之金石品格。众皆抚掌称妙，卫老感慨用印，并嘱余以羊毫作记，跋于其作纸下。
这可以说是我与卫老夫子深交的肇始，虽然年纪相差了30多岁，在那个瞬间，却很有一点相互引以为知音的感觉。我从他学问之开篇便研究鲁迅与《野草》 ，临池之开篇便写“金石不随波” ，读出了一介书生、一位硕儒内心所拥有的高远坚执。
公元2000年底，我被邀赴京担任中国文联文艺理论评奖委员会的终评委。评奖分文学、影视、书画、戏剧、音乐十几个门类，先在各门类初评，然后上评委会总评。中国书法家协会初评推荐的评论文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山西杨吉平教授写的《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 。此文将卫俊秀与于右任、林散之、王遽常并列为20世纪草书研究的重点对象，给卫老夫子以极高的赞誉。其思考极有见地，立论自成一家，分析透辟入里，且文采飞扬，辞章华美，字里行间流动着活跃的生命和艺术感受，真是一篇难得的评论文章。记得我当时与作者杨吉平毫不相识，还向其他评委打听他的情况，五六年后才在金陵书法高峰论坛上初识。那以后，我们又相忘于江湖。
我对中国现代书法史论并非内行，但出于对于、林、王、卫四老的景仰，出于对杨吉平论文的偏爱，在评委会上力主给《二十世纪草书四家评述》一文一等奖。记得会上的意见并不一致，虽然都认可四老堪为大家，文章也堪称上乘，但也有人感到书法和书法评论，比之文学、影视、戏剧、美术这些文艺门类和相关评论来，总体上弱一点，给一等奖能不能“摆平” ？还有就是在现代万千书家中，独选此四人为“草书杰出代表” ，意见会不会有分歧？我又发言据理力争，认为艺术作品有优劣，但艺术门类却无大小，我们既然是评论类评奖，评论文章的质量应为第一标准。学术研究不是行政结论，应该允许不同看法的争鸣，且“杰出代表”也者，是个宽泛的称谓，并非排名论座次。所幸的是，我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同，经无记名投票确定下来。现代草书四家中，有两位（于右任、卫俊秀）与秦地有关，我的喜悦当然又加了一层。回到西安便给《西安晚报》记者王亚田去电话，提供了这个消息。第二天见报后，在书香甚浓的古城引发了几许热议。
那以后我便出访印度。出访归来，披阅积报，一连见到有关卫老夫子的几条消息，有关于他书艺评价的热点聚焦，有关于陕西师大为他办展览、召开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和专版，更有一幅特写寿照，配以文字，云卫老近来白发转黑，身体健朗。欣慰自不待言，即同宇虹、国光驱车府上问候。果见卧床的老人，谈锋甚健，记忆亦好。对三年前那个小跋所记的故事念念不忘，提出上次赠我残联于友于谊均有不恭之嫌，一定要给我再写一幅作品，问什么内容为好。推辞不过，我便随意提出，如能将上次那幅残联写全，岂不圆满？老人灿笑于颜，一迭连声道好极好极。宇虹铺纸研墨，我和国光搀扶左右，到底年事太高，卫老夫子脚软手颤挪到书案之前，让人好一阵心疼。但一握住笔，眼里便有了光彩，只见他运笔如剑，写下“金石不随波，松柏知岁寒”十个字，那真是如帖如碑，镌于宣纸之上。我谓卫夫子，这次残联终告圆满，算是成却了一段佳话，何不再作小记？老人颔首再三，又在字后写下一行小跋：“老朽一幅残联，竟成书坛佳话，不亦快哉！ ”这20来个字写下来，已是汗沁额角了。众友赶紧扶他躺下，他还嘱咐我，云儒，拜托你再写一段跋，续于纸后。前辈有令，怎敢不从？不久写成，放入《临池小札》专栏发表。
记得那次看卫夫子写字，触发了一点带有震撼力的感想：原来中国书法真正的价值，远不在孤立的笔墨技巧和流派风格，而在水墨、色彩和书法家特有的生命状态相结合的方式和深度。
那次分别时，老人执意要爬起来相送，我们坚决挡住，在辞让中还是送到了单元门外，扶着楼梯扶手望着我们下楼，一再叮咛走好。这位曾被社会剥夺了起码尊重的老人，却那么看重和尊重别人。我们下到一楼，但见校园冬阳正盛，金色的残叶上溢满了灿烂。我唯有一声太息！
不久卫老夫子便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写、也写不成字了。令人痛惜的是，在医院进进出出一年多以后，这位被社会亏欠太多的老人，终于告别了这个他多有奉献的世界。
但这个世界不会忘记他，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