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走过深水埗，见到旧日的“信兴茶楼”已经关上大门，心中不由得一阵黯然，去年，我还和D在这里饮午茶，又在傍晚吃晚饭，只见许多穿街坊装的老人，男男女女，十分随便地踱进来，他们好像有固定的位置，大都直奔自己的领地。当时是热天，有个阿伯，甚至踩着拖鞋，踢里趿拉走进来，尽管酒楼开着冷气，他竟就光着膀子，一壶茶，一盘菜，一碗饭，尽自吃了起来。更多的食客，似乎都是常客，坐在那里，跟堂倌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就像是老街坊一样。
但如今老茶楼越来越卖少见少了，有一次去西环“莲香楼”饮茶，那是典型的老茶楼，一切都古色古香，连伙计也都白衣白裤，一支笔夹在耳轮边，提着大茶壶奔走桌子间的茶客们。甚至连点心纸也塞在桌子底下。最让人怀念的是，但见茶客和伙计几乎都相熟，应该是老街坊，抽空就在那里寒暄几句，从东家长西家短直到国际大事，全都议论一番，这时，他们仿佛变身成为政论家，口沫横飞。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茶楼录用的多是年轻女郎的话，后来就演变成以中年阿婶级为主了。和以前不同的变化，到底是因为年轻人不愿做，还是因为中年女性再没有很大的竞争力，只得屈就？想想，老板肯定在商言商，有节省成本，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的考虑。美色只不过是养眼而已，一晃而过；只有金钱滚滚来才是最实际。
即使是大众化的连锁快餐店，近几年加起价来也毫不手软，频率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你稍一不留神，咦！怎么又加了？还没回过神来，又加。现在加价也不公布，不留心者不觉，留心者也无奈接受，反正也就加一元五角，没有人在乎；天星小轮加价触发暴动，已是香港陈年旧事，于今不会有人再提起了。地产呢？如今楼价越来越贵，一般市民难以承受，难怪人们不断指责地产霸权了！但地产商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人工贵、建筑材料贵……都有道理，问题是手握霸权的人肯不肯松一松手，别赚得那么狠了。但这恐怕也是类似与虎谋皮的故事，在商言商，别幻想得那么天真了。
就说报纸吧，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当我移居香港时，也就是两角一份。那时初来乍到，除了看新闻，便是当时报纸流行的电影小广告，去找早场或二轮影片看看。那时的早场是十点半场，票价廉宜，放的多是国语片，当时无业也无聊，便去附近的“国都”“皇都”“新都”甚至于“永华”去看戏，多是甄珍、邓光荣、秦祥林的电影，当时香港还是国语片的天下，直到七十年代中，一出《七十二家房客》推出，票房大胜，才逐渐以粤语片取代国语片。刚开始的时候，对粤语版似乎信心不足，于是便分国语、粤语两种版本上映，我想是测试哪种版本受欢迎；之后电影便改为粤语，这大概也与那时许冠杰的粤语流行曲全面雄霸香港市场有关系。如今提起国语片，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其实，除了早场外，还有下午五点半的公余场，也是廉价的，多是外国片，我曾在柴湾戏院看根据福楼拜名著《包法利夫人》改编的电影《历经沧桑一美人》 ，当然原著名字不是重点，很不显眼，不清楚的观众自然把它当成是一般电影就可以了。已经是好多年的事情了，当时是因为之前在北京读书时读过这本名著，所以才勾起我的兴致跑到柴湾去。我还记得那时年轻，躲在大学宿舍里啃小说的约莫情景。看电影时的情景已经模糊了，只知道观众不多，几乎冷清。偌大的戏院在冷气下，更显得冰冷。那是我唯一一次去柴湾戏院；如今路过柴湾戏院，只见大门紧闭，但柴湾戏院几个大字依在。它勾起我的记忆联翩。
甚至连皇都戏院也关门了，我曾在那里看过许多电影。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观看李小龙的《猛龙过江》 ，当时李小龙风头正劲，一时无两，票房节节领先，难怪戏院门前人头汹涌。那时皇都的拉闸老式电梯，如今已成为古董，那些带位员身穿红色制服，已成为历史遗迹，于今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晚，与Y相约去铜锣湾京华去看史提夫·麦昆主演的《巴比龙》 ，下电梯时匆匆赶时间，竟把4
字看成G了，出电梯发现不对，又搭另一部下去；不料一出来，被两个便衣抓住，一个是英籍，一个是华籍，他们命我面墙，双手高举，搜身。虽然莫名其妙，也只得配合。事后才明白，他们跟我搭同一部电梯，见我匆匆进来又匆匆出去，以为我是不法分子，见到他们心虚。检查了我的电影票后，那华籍探员斥道，以后别鬼鬼祟祟了！咦，一等良民我怎么鬼鬼祟祟了？但也无话可讲了。
电影院开场前，总有踏着自行车的小贩支起脚架，在门前摆卖饮品小吃，引来许多食客。但现在这种情景不复再见了。那时，手机还没问世，对外联系还是以邮政为主，无论如何去想象，也绝不会想到邮政局会有没落的一天。那时，每天只盼望邮差一天两次的送信时刻。跑到邮局要排队，也都乐此不疲。现在，邮局业务一落千丈，大多时候职员拍乌蝇打发时间，往昔人头涌动的盛况不复再见。邮局的衰落，也见证了时代的步伐。难道是应了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但我已经久不集邮了。当年年少，还住在印度尼西亚万隆，我也曾集邮，有厚厚的几大本邮票簿。最好笑的是，当时并没什么对外联系的途径，为了集邮，便贴了邮票，自己寄给自己收。除此之外，便是跑到集邮公司去，搜罗自己喜欢的外国邮票。印象最深的是圣马力诺邮票，只因为色彩缤纷。那时并不知道圣马力诺到底在哪里。后来回北京，印度尼西亚不准邮票出口，如必要，就必须申请批准。我觉得麻烦，便放弃了爱好。
十七年前，也就是千禧年那年，曾去过东坪洲。十七年前的往事，印象都模糊，只记得导游吩咐：一天只一班船来回！三点四十五分上船！哗！如过时给落下咩唔驶返香港啦？多口者问。咁又唔系，五点十五分还有最后一班街渡到粉岭，每位八十元！再不，就干脆投宿岛上“大酒店” ，非常便宜，二十元一位，有天然冷气，外加尼龙床一张！这是当时的价码，现在过去那么多年，想来也跟外面世界一样，水涨船高了吧？
记得当时移民香港，我经罗湖南下，北京机场远没有现在这么巨大，广州机场也还在白云山下。我手持港澳通行证过关，但见丢在海关的一张布条，写着我在北京第六中学上学时的老同学的名字，但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也无法辨别清楚，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呀。来到香港关口，有个关员接过我的通行证，盘问当时发生不久的林彪事件，我虽然听过一次大学内部传达，但全然不知内情。一问三不知，他也就摆摆手，签字放我过关了。搭火车奔往香港，火车在上水站停站时，见到站上年轻人穿着当时流行的装束，男的穿喇叭裤，女的穿迷你裙，坐在旁边的胖子叹道，哗！长了见识了！火车继续行进，忽然山边有广告掠过，是涂在白底上的字眼：印度神油，妙不可言！但我当时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到达当时还在尖沙咀的火车总站，汽笛长鸣，我随着人潮出站，钟楼当当当响：下午三点钟。如今，火车站已搬迁，抬头一望，是红磡，只留下钟楼，继续成为香港的地标之一。我们搭上天星小轮，往香港岛驶去，尖沙咀海面泛起波浪，一回首，这已是1973年秋天的陈年往事了。
（陶然 《香港文学》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