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卵生动物。每当回头去望蛋壳，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只怪物。很多朋友说，我的小说中，老师几乎没有好东西。特别是我在《收获》上发表的“三红” ， 《红汞》 《红风筝》和《红梅花儿开》 ，当然也包括最近的《甲鱼的荣誉》 。其实这话说绝对了。
遗憾的是，凤毛麟角。
历数我这些年的老师就像一只小鸡回味被孵化的过程，混沌，也冷暖自知。我在幼儿园时的老师一个姓崔，另一个姓尹。崔老师不应算老师，只是保育员。在我的记忆中她很勤劳，永远低着头忙碌，从不发脾气。尹老师是一个很文静的女人。我人生的开蒙阶段，三岁到七岁，一直追随她。所以，我人生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是从她这里学到的。她那时很爱看书。我们是寄宿幼儿园，每到她值夜班时，待我们睡下，她就会用一张纸把灯蒙起来，然后坐在灯下看书。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尹老师已经去世。
我读小学最初也是一个女老师，姓沈。沈老师是个充满母爱的女性。尽管她那时把我们训得像一群小动物，比如用教鞭在黑板上敲一下是趴在课桌休息，敲两下是坐起来，敲三下是举手回答问题等等，但我们也甘愿让她这样训来训去，而且乐在其中。遗憾的是，这位沈老师后来因罹患重病去世了。读小学三年级时，换了一个娃娃脸的男老师。由于涉及个人隐私，这里不便说出他的姓氏，就以某来代替。当时大家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某得勒” （读dei lei） 。得勒是天津方言，胖的意思。据说他是两性人，因此我们总想去厕所偷觑。但他似乎永远不去厕所，所以这件事始终没有得到证实。某得勒对我很好。那时我的父母被关在“牛棚” ，他却并不歧视我，甚至还让我担任班干部。尽管没几天就撤换下来，却对我的心理发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某得勒老师也已不在人世。
我读初中时，印象最深的也是两位老师。一个是极其自负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自视才高，胆子也大，化学物理数学俄语什么都敢教，因此我始终没搞清楚他究竟是学什么专业的。那时师资匮乏，对教学质量要求也不高，所以他每天用一口河南腔叽里哐当地教我们说俄语，搞得我至今仍以为俄语就是这样的铿锵。我那时就有爱读书的习惯。读书多了自然就懂一些杂学，如果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头脑复杂。这是这位老师决不能容忍的。一次他让我开列出，究竟都读过哪些“封资修”的黑书。我于是像交待罪行一样小心翼翼的列出一个书单。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毕竟也是读书人，深知我如果确实读过这些书意味着什么。因此竟把这个书单做为我的另一种罪证，说我声称读过这些书是在吹牛。我一下被搞糊涂了，搞不懂他究竟憋的是什么心思。这个有着很多故事的老师至今仍然健在，而且在我的小说中活得很结实。另一位老师则是一个女人，当时教我们语文。这位女老师为我留下许多已成为习惯的错别字。这些年有的因为闹出尴尬的笑话，已经纠正过来，也有的却牢牢钉在脑子里。比如娴熟的“娴” ，我就总是读成“敏” 。还有“介” ，总是习惯地读成“嘎”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经常去探亲。于是每次在带一个大肚子的同时，也带回一些方言。因此，她一直把煞有介事，读成煞有“嘎”事。我读初中几年，语文课是在挣扎中坚持过来的。这个老师认定我在语文方面很低能，于是我的语文成绩就永远是85分，不多也不少。我就这样一直顶着85分的帽子到初中毕业。直到最后一次考试，她才笑眯眯地给了我一个88分。若干年后，我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回来，在街上遇到她。当她听说我读的是数学，立刻频频点头，然后说就是啊就是啊，我早说过，你是不适合学语文的。我当时很认真地告诉她，在大学里不叫语文，叫中文，中文系。这个老师，至今也仍健在。
我后来的一位老师就不说他是哪里的了。严格地说，他还不能算真正的老师，只是辅导员。他那时最爱穿一件没领子的汗衫，当时叫“老头儿衫” ，看上去很像在路边摇着蒲扇下棋的那种年轻人。后来我才听说，原来他是“工农兵学员” 。这种所谓的学员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估计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唯一的一批产物，此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当然，这批人里也不乏精英，后来经过深造成凤毛麟角。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却能左右逢源。当时我刚插队回来，也是一身的粗鄙气，所以一开始还觉得与他气味相投。但后来几件事，逐渐让我看清他的嘴脸。他竟然数次在背后不动声色地出卖我，有几次甚至害我不浅。在他表面那种不畏权势的仗义之下，其实是一副极虚伪的媚骨。而更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然还当上了管理教师的领导。由于他毕竟在学校工作，而且教会我许多辨识人的经验，所以，这里就权且还把他称为我的老师。据说他已光荣退休，健康结实。
当时与这位所谓的老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角色基本相同的女人。她的身形像一只企鹅，或者说像一枚硕大的美国大杏仁，走起路来两根胳膊乍在两边，如同不倒翁似的一摇一晃。她那时最著名的几句话是：“讲道德，树新风，做文明，大学生。 ”这几句话看似普通，她一说却极有特点。第一句是标准的普通话，而第二句则是纯正的天津方言，第三句第四句也如是。这就难度极大了。谁不相信可以试一试。不难想象，她每次在我们大家面前一本正经地将这几句话说出来会是一种效果。曾有一个北京同学，一次实在忍不住了，在低下说了一句“我——X！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位女老师的身上并没有前面所说的粗鄙气，却有着优雅的平庸与世俗气，看上去像一个会读报纸的家庭妇女。我不知当时的学校怎么会搜罗了这样一批人。在我的印象中，这位女老师在我就读的几年中除去教会了我几句这样普通话与天津方言杂糅的四字箴言，好像没做过什么正经事。但她看上去却总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件什么不得了的大事，走起路来像一只兴冲冲的企鹅。这位老师当然早已退休。祝她健康幸福。
我还有许多老师，这里无法一一历数。这些老师构成了我色彩斑斓的蛋壳。由此可见，孵化出我这样一批怪异的小说也就不足为奇。当然，别的老师，我在今后的小说中也许还会提到。因为，让我无奈而又庆幸的是，他们当年的所言所行，有的已经注入我的文学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