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 type="text/css">.TRS_Editor P{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DIV{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D{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H{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SPAN{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FONT{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UL{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LI{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A{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style><div class=TRS_Editor><style type="text/css">
.TRS_Editor P{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DIV{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D{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TH{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SPAN{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FONT{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UL{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LI{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TRS_Editor A{margin-top:0;margin-bottom:1em;line-height:1.5;font-family:;font-size:10.5pt;}</style>
<p align="center"><img complete="complete" oldsrc="W020160830654548308881.jpg" alt="" src="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page_8/201608/W020160830654548308881.jpg" /></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蒋维崧为本文作者著作题字</font></p>
<p> 1966年1月，我从北京复员回山东德州工作。离京时，向业师唐兰先生辞行，问及山东书家谁人足资请教时，唐先生毫不迟疑地说：“济南市博物馆馆长姜守迁的隶书，眼下中国可争雄者难说有一二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维崧的大篆和行草书，卓然有其一格。齐鲁大地虽不乏操觚染翰之士，然除此二君之外，余则不足观矣！ ”首闻蒋公之名，就有超轶绝尘之感。</p>
<p> 1966年6月下旬，我因公出差来到济南，怀着敬仰之情首次拜望蒋先生。是时，红卫兵运动尚未兴起，但对“反动学术权威”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等知名学者的大批判、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大学校园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作为古文字学教授的蒋先生，较之别的学者“放毒”少、“罪责”也轻，还没人给他贴大字报，但也已经到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程度，所以当我说明因学习书法前来拜访时，蒋先生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的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还学什么书法？连郭（沫若）老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近乎声泪俱下地检讨，说要将他所有著作烧掉。哪还有什么书法可学？你是青年人，在红旗下长大，比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强。我要向你学习，改造世界观，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这时，我转述了唐兰先生的引荐，并进一步说明自己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以及对蒋先生的崇敬之情，还说，自己当过兵，出身贫农，绝不会连累先生，只是一心一意向他请教艺术和学问。同时，我拿出自己以褚遂良《圣教序》笔法书写的毛主席诗《为女民兵题照》和以集王《圣教序》笔法书写的王杰革命诗篇时，蒋先生始有释怀，也看出我确实酷爱书法艺术。他以肯定和赞许的口气鼓励我：“你有唐兰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指导，路子肯定不会错，一定会取法乎上。唐先生的褒奖，愧不敢当。唐先生是前辈大学者，其学术之造诣，当世没有几人可以颉颃，其书法为学名所掩，人们往往称赞其学而忽略其书。其实，唐先生的书法成就，绝非泛泛者可望尘。 ”首次见面，与蒋先生谈得十分惬意。我乘机说：“京剧界有科班授业，有私淑弟子，也有私房授业。我无缘到山东大学求学，算是归网室（蒋先生的书斋名）的私房弟子吧！ ”蒋先生含笑点头并说：“互相学习吧！ ”首次见面便确定了师生关系，从此之后，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蒋先生问学并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了。</p>
<p> 从1966年至2006年蒋先生仙逝，我们俩几乎每年都要见面。每次相见，除向他叙暌离、致讯问之外，我自然会珍惜问学请艺的机会。先生总是有问必答、春风化雨、解疑释惑，有时或书写示范，或拿出法帖，精准讲解，指点迷津。四十年光阴，我从蒋先生处获益良多，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p>
<p> 一、学书要心仪经典，取法乎上。</p>
<p> 蒋先生常说，学书当然要学古人，但古人那么多，学习时要有选择，要把最好即最经典的作品作为临习范本。不仅要选择书家，还要尽量多地选择墨迹（影印本）和早拓、精拓，不要被伪品、翻刻本、粗拓所蒙蔽，更不要被二三流乃至末流的作品所误。即使大家的作品，也有早、中、晚期之分。如褚遂良最好的是《雁塔圣教序》 《房梁公碑》 ，而不是《孟法师碑》 。浸淫不良书法作品，容易积习成病，纠正起来颇为不易。前人常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是片面的，苏东坡学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能说仅得其中吗？</p>
<p> 二、广学博取，以学驭书。</p>
<p> 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书不能只学一家，衣钵单传会造成艺术的单薄贫乏。广采百家，自成一家，虽为时下的一些“理论家”讥笑为农业社会的产物，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广采百家，不仅要多临帖，更要多读帖。当然，多临帖、多读帖要善于融化，只有融会贯通才能形成自己绚丽多姿的艺术风貌。沈尹默先生融汇诸家之长，其艺术蕴涵才为常人所不及，才称其为大家。这里，蒋先生说的博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书学知识要丰富；二是要多读书，学识要丰富。蒋先生常说，亘古以来的大书家都是饱学之士。唐兰先生就是一位博学的高雅之士。早在唐兰先生年轻时，前辈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就称赞其“于书无所不窥” ，可见其学识非同凡响，其书艺也非常之高，只是为学名所掩。在山东的书家之中，蒋先生佩服姜守迁先生。他认为，姜守迁先生的隶书，在任何方面都不输于上海的来楚生先生，更非北京的王遐举可比。北京某公，早年学何绍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为官时水平尚佳，但“文革”之后就大退步了。名高而字不佳，原因就在于读书少、缺乏学养。可见学问之于书法是何等重要！当然，书法是一门技术含量极高、操作难度颇大的艺术，有了学问之后还要勤学苦练，下大功夫方可把字写好。郑振铎、冯友兰二位先生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但他们未曾下过功夫练习书法，其字也是米南宫所说的那种丑怪恶札。</p>
<p> 三、应当讲发展创新，但不能轻言超越。</p>
<p> 蒋先生一向认为，书法和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无疑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古往今来的书法大家，都是善于继承又长于创新的一代宗匠。一味守成，当然比野狐禅、旁门左道好。但只是入古而不能出新，至多是书法高手，不足为大家。宋代的薛绍彭在继承前人方面或许不输于米芾，但守成多于创新，总体成就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苏、米就无法同日而语了。颜真卿之所以为颜真卿，主要不是因为他私淑褚遂良这样一个好老师，而是在于他创立了雄峙千古的颜体书法。但蒋先生又认为，书法大家的艺术高度，不仅为后世难以达到；就是对书法大家能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亦非易事。书法大家的产生，非常之难；更不如某些人所言，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前辈书家。文徵明虽然不足为中国书法史第一流的大家，但四百多年以来，能达到文氏艺术高度的又有几人，超越文氏的人有吗？南京有位和郭（沫若）老论战的书法家，自以为其书写的《急就章》高于赵孟頫，能得到历史的认可吗？这种自夸，是无稽之谈，还是带有悲剧意味？蒋先生认为，大家的出现，有诸多主客观因素，比奥运夺金牌要难，甚至比获诺贝尔奖还难。所以，当今书坛大力倡导继承并发展前人的艺术，但不能轻言超越前人之成就，尤其是不能自称超越前人。因为，发展和超越不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p>
<p> 关于蒋先生的书艺，人们说了许多，重复之词，兹不再言。这里，我只想说，蒋先生的大篆和行草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且在风格、韵调上和谐统一，而大篆属于碑学范畴，行草书是标准的帖学，将碑、帖二派如此和谐、如此熨帖得集于一身，表明阮元的“南帖北碑论”确有绝对化、截然化的偏颇。融汇碑、帖二派，是一种近乎理想却很少有人达到的境界。从邓石如、吴大澂、赵之谦、张裕钊到胡小石等诸位前贤，均未曾达到这一境界。因此，蒋维崧先生作为书法家，不仅有美学意义，更具有史学意义。清代中叶以来，这样的书法大家似不多见。</p></div>